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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汴京·王安石府邸·
·王安石猛省了
·邓绾、舒亶、李定为他描绘了一幅纷争再起的图景
·王安石在探索“风穴”中翻开了苏轼的《钱塘集》
王安石在福宁殿御堂的午朝上，因咆哮御堂，轻谩后宫受到皇帝赵顼的严厉斥责后，他那学者“心游万切”式的思维，如同搏击九重的鲲鹏，在云海中遭到雷电轰击，折断了空灵生风的翅膀，跌落在尘世纷争所交织的悲哀之中。在一阵难以忍受的难堪、困惑和迷茫之后，他终于猛省：灾荒和流民形成的现实需要，不是他的“天道尚变”、“人道尚占”，而是粮米菜蔬，而是具体行动。“义理”探索是升平年月圣人贤人的事，衣食住行可是灾荒年月帝王宰执的首务。一年来自己埋头经义局的废寝忘食，也许是一种不合时宜的失误啊！
宰相王安石毕竟是一个能拿得起、放得下的人物，午后申时，他带着满怀的歉疚和急不可待的焦虑，回到他的书房，顾不上更衣、用餐，顾不上与妻子吴氏打声招呼，便开始思谋，处理朝政中亟需解决的迫切问题。
“不能在京都再饿死流民啊！”他立即召来市易司提举吕嘉问，严令在三天之内查清京都仓凛现储粮米的确切数字和京城里富商大贾囤积粮米的确切实情，以备必要时采用非常措施进行救灾。
吕嘉问现时正在苦于应付吕惠卿和曾布奉皇帝谕旨对自己在市易务违法罪责的复查。这是有关市易法命运的一次复查，他怕曾布抓住市易买卖那些枝节问题不放，更怕吕惠卿借题发挥，哪有心思去清查仓凛粮米帐目和富商的固粮情况，他完全没用心思理解王安石这一指示的迫切性和重要性。为了抢得时间堵塞市易务的漏洞，他只是满口唯诺地答应王安石，便抽身离开了。
“不能因灾情而累及‘变法’的推行。”王安石接着召来代理朝廷具体事务的翰林学士兼三司使曾布，令其在三天之内，查清‘变法’六年来国库岁入银两的递增数字、均输收入的具体数字、青苗收息的具体数字、水利兴修及灌溉田亩的具体数字，开垦荒田的具体数字、均田清丈征税的具体亩数和“变法”六年来用于水利修建、农田灌溉、荒地开垦、灾荒补助、增加吏禄、增加公使钱、增加宫观耗用的具体开支，并详细开列西北“熙河开边”和西南“梅山之捷”两次用兵的战争费用。
以备用可见可着的具体事实，回击朝臣们对“变法”的弹劾和攻击。
曾布此刻已自顾不暇。吕嘉问把一项“沮害市易法”的帽子戴在他的头上，他有着强烈的不满；而吕惠卿加入对“市易违法案”的复查，弄不好是要为吕嘉问解脱，并可能制造一种“诳报欺君”的罪名置他于死地。他哪里还有精神去和六年来名目繁多的数字纠缠。再说，这些数字所代表的功过，都涉及着吕惠卿、章惇、吕嘉问的职权，若稍有差池，不是又自招咎怨吗？他心里暗暗叫苦，也只是口上应诺而已。
“不能因‘曾布沮害市易案’而加剧商贾的怨恨和‘变法’者内部的纷争！”
王安石又召来正在奉旨复查这一案件的吕惠卿，明确告知：借复查此案之便，立即纠正吕嘉问在市易管理上“编管无罪牙人”、“枉徇市易、决责商贾”、“希进妄作、侵渔贫下”的违法行为和“尽括行户、细碎无遗”、垄断市易、拘拦商贾、包办买卖的过火做法，以缓解商贾之怨、调动小商小贩获利之心，繁荣市易，以利救灾。并暗示吕惠卿放慢复查“曾案”的步伐，以缓解朝廷百官日益紧张、猜疑的气氛。
吕惠卿完全理解王安石此刻的焦虑，也完全清楚王安石这一决策的重大关系，但他不愿放过这次个人显示才干的良机。他虽然痛快地答应了王安石，但心里真正谋划的，是如何在此次“复查”中取得皇上的更大信任。
“不能蒙在鼓中昏昏应变。”王安石最后召来了御史中丞邓绾、监察御史里行舒亶、同判太常寺李定，询问谏院、御史台和朝廷百官的动静。
邓绾，字文约，时年四十六岁，四川成都双流人，原为宁州通判。熙宁二年“变法”开始，他上书王安石，极力赞颂“变法”，被王安石调至京都，由集贤院校理、检正中书孔目房。同知谏院、侍御史杂知事而迅速迁升为御史中丞。
邓绾首先一针见血地指出：
“千万流民涌入京都，已动摇了朝廷百官对‘变法’六年来所有成就的信赖，把三年前关于均输法‘官商勾结’和青苗法‘抑配贷款’的老帐又翻弄出来了。谏院、御史台一些原来支持‘变法’的年轻官员，已流露出对司马光、苏轼的怀念，人心在变！而藏匿于心底不露于言表者，只怕大有人在。现时的情状是，只要有一点儿火星迸溅，就会燃起一场大火。俗话讲‘家贫出孝子，国难见忠臣’，可历朝历代的事实是：家贫孝子少，国难奸佞多……”
王安石静听着，默然不语。
李定，字资深，扬州人，时年四十七岁，原为秀州判官。熙宁二年“变法”开始，进京谒见王安石，极言“变法”之必要，被王安石荐于皇帝赵顼，由集贤院校理、检正中书吏房、直舍人院，而迁升为同判太常寺。
李定在王安石皱着眉头时，开口就说出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前天深夜，翰林学士承旨韩维，悄悄驱车去了洛阳……”
王安石神情悚然。
舒亶神情紧张地询问：
“消息可靠吗？”
“绝对可靠。”李定望着沉思的王安石，严肃地说：
“韩维的洛阳之行，肯定是奉旨而出。这似乎表明，圣上的心已悄悄转向司马光了。天灾不足虑，哪个朝代都有旱涝螟蝗之灾，执政者应尽力补救，以减轻黎庶之苦，实在无力，咬咬牙也就挺过去了，老天爷总归是要下雨的。流民入京不足虑，万八千人喝的稀粥，朝廷还是供得起的。拿出几万斛粗粮碎米，也够打发几个月了。
实在不行，拿京城里的几个大户开刀，也能榨出几万斛粮米来。朝廷百官的弹劾参奏也不足虑，现时的二府、三司、谏院、御史台，还没有出现像司马光、苏轼那样令人敬畏的人物，就是让他们放开嗓子喊，只怕也喊不塌天。现时最可虑的，是皇上遇灾慌神，遇乱思迁。如若司马光再不甘于寂寞，借机图进，落井下石，朝廷形势就很难说了……”
王安石的神情显得更为忧郁、阴沉了。
舒亶，字信道，浙江明州慈溪人，时年三十三岁。原为临海县县尉，因勇于任事，政绩颇佳，“变法”伊始，被王安石调进京都，授予监察御史里行之职。
舒亶此刻似有意与李定相呼应，立即从怀中取出一部《钱塘集》，双手呈于王安石面前，言词激烈地道出了一个更为可虑的现实：
“朝廷这场纷争的出现，表面看来，是由十月不雨的天灾引起的，其根子，可能是来自后宫。这本《钱塘集》在前几天突然接版行世，而且很快哄响京都，朝廷百官、文人墨士立即唱和叫好，并借其诗集中的一些诗句，发泄对新法的不满，决不会是偶然的。我们千万不可忘记，这部《钱塘集》是驸马王诜出资按版印刷的。
而这个王诜，正是苏轼的密友，正是司马光道德文章的崇拜者，而且上通后宫，下达文坛。现时的一切迹象表明，韩维的洛阳之行和这部《钱塘集》的行世，可能都是有人在暗中策划……”
邓绾、舒亶、李定这三个人物，是“变法”六年中涌现出的一代“俊彦之大”
的代表，他们都以敢于冲锋陷阵的勇气，赢得了王安石的青睐，现时已成为“变法”
派中仅次于吕惠卿、曾布、章惇、吕嘉问的重要成员。由于近一年来吕惠卿、曾布、吕嘉问之间的内争日益显露，舒亶、邓绾、李定对王安石的影响也就日益增强。也由于他们都是在“变法”大潮中随着潮流浮上来的，在这六年“变法”与“流俗”
的生死相搏中，他们似乎都不曾精研“变法”的宗旨和内涵，而是热衷于争斗方式上的陶冶。他们已习惯于以“流俗”为对象，以司马光、苏轼等人为靶子。
邓络、舒亶、李定离开之后，他们留下的答对和进策，猛烈冲击着王安石。
“根子在后宫”。这个分析有道理。王安石认真思索：“变法”已有六个年头，各地机构已经完备，州府官吏已明宗旨，九项新法已经推行，天下人心已经习惯，朝廷之内“流俗”已被逐尽，“变法”不可逆转之势已经形成。朝臣中些微的风吹草动，是不足以动摇“变法”根本的。唯一能够造成“变法”逆转的力量，只能是来自后宫。后宫，毕竟是皇权最高的操纵者啊！
王安石想着后宫的主要成员：年轻浮躁的岐王赵颢，沉湎于宫中燕乐，虽一直不满“变法”，但人望不高，声大而无人听闻，皇上素来对其反感，起不了什么作用。年轻聪颖的嘉王赵君页，生性淡泊，沉醉于琴棋书画，特喜医书，对朝政兴趣不大，将来也许会成为一代名医，在政见上也不会起大作用的。染有文人积习的驸马王院和处事填密的贤惠公主，虽然是皇太后、太皇太后的掌上明珠，但毕竟身居外戚，在朝廷人事上可能有所影响，但在朝政大事上，作用是有限的，而且，皇上早已对这对夫妻与后宫密切的关系有所戒备。整日目不转睛看视着儿子的皇太后，在处理外戚的关系上是聪慧明敏的，但在朝政的决断上，尚且缺乏把握全局的能力，她整日地忧虑、愁苦、担心、训示，只是护着儿子的母爱罢了。整日陪着皇上提心吊胆的皇后，仅是一个心底善良的女人，一个姻淑柔情的妻子，一个全心随着皇上的喜怒哀乐而喜怒哀乐的可心人。而整日嘻嘻哈哈、城府深沉的大皇太后，才是皇室真正的神明！这个女人，有着一双敏锐的眼睛，既能看到“变法”会给大宋江山带来中兴，也能看到“变法缺失”可能会给大宋社稷带来危害，眼睛里是揉不得沙子的。这个女人，有着一颗深邃难测的心，开口说出的话，几乎都是用欢愉轻松的彩纸包裹着，寓深意于不经意之中，使听闻者三思之后始能得其奥旨。这个女人，有着老辣独到的谨慎，思多于言，大智寓于拙愚，在“变法”六年中，很少对“变法”的推行和朝政纷争表示明确的态度，但却有力地影响着朝廷的稳定，支持着“变法”的进行。可现时，在这场十月不雨的特大灾害面前，这位皇室之神，另要策划一场“变法”逆转的悲剧吗？皇上呢？现时确实如李定所语：“遇灾慌神、遇乱思迁”，对“变法”又一次动摇了。这种“动摇”，已经通过“避殿”、“减膳”、罪己的“广求直言”等过分谦恭的举止，显露在群臣面前，从而加剧了朝廷的慌乱，下一步只怕他真地要以新法作为敬天赎罪的祭物……
王安石深思之后，情不自禁地又想到了朋友司马光和苏轼。按照邓绾、舒亶、李定所论，子瞻和君实都是后宫策划的这场纷争前后两个关键环节的关键人物，子瞻已以其诗作掀起舆论大波，搅乱了人心；皇上派翰林学士承旨韩维去洛阳，君实返回京都收拾局面。王安石痛苦地闭上眼睛，三年前那夜在司马光府邸与君实、子瞻相聚话别的情景，蓦地复现在眼前。司马光举杯吟诵的和苏子瞻起舞歌吟的诗句，随而复响于耳边，沸腾着的友谊情愫，也随而浸漫了他的身心。
夜深之后，王安石处置完公务，拿起苏轼的《钱塘集》翻阅起来。这部诗集，确实是子瞻写的。但子瞻远在杭州，能有分身之法参与后宫的谋划吗？子瞻是个口无遮拦之人，若借人搭桥参与其事，或领受其后宫所使，何不写奏表、举弹劾，有恃无恐地图个痛快呢？何必苦心孤诣、用写诗的辛苦、拐弯抹角地在字里行间露其所思？况且，一部诗集的镂版印刷也需要时日，纵然是驸马王诜，也不会在三五十天内用气吹出一部精致的诗集来。唉，晦气未消的苏子瞻，只怕是糊里糊涂地又撞进了一股更为晦气的漩涡……
难道是身居洛阳的司马君实参与了后宫的这场策划？邓绾、舒亶、李定等人作如此猜测，也许是出于纷争中的警觉，自己若轻信这般猜度，那就是对友谊的读亵了。司马君实，刚正坦直之人，光明磊落之士，断不会依从权势而屈毁名节的，即使皇太后、太皇太后谕示其所为，君实也会以屈原为楷模，明来明往。可现时韩维确实去了洛阳，君实纵然不会“借机图进、落井下石”，但君王圣旨，却不能不依从。司马君实毕竟是一位誉满朝野的“朝臣典范”！君实，君实，“政争”真是一个难以摆脱的怪物，相距几百里之遥的你我和远在杭州的苏子瞻又将乱作一团啦！
王安石思毕，重读苏轼的《钱塘集》。他对苏轼歌咏杭州山水和西湖波光之作，一览而过，对其被视为反对新法和借吟民间疾苦而诽谤朝政之作，则注目细览，静心细嚼，明其全诗旨意，探究苏轼心境中的酸甜苦辣和仰抑离合。
他读着苏轼熙宁五年写的一首《雨中游天竺灵感观音院》：
蚕欲老，麦半黄，山前山后雨滚浪。
农夫辍耒女废筐，白衣仙人在高堂。
这就是人们传诵的那首所谓的反对朝廷执权者的诗作吧？王安石喟然叹息：讽刺之意，溢于言表，责备观音菩萨，颇居匠心，苏子瞻确是有感而发。然而，水涝伤农害蚕，民处苦难之中，居于高位者漠不关心，枉受香火之福，讽刺何妨？若以此而判定子瞻反对新法，叛逆犯上，则今后诗将绝于凡尘。诗能这样读吗？读能这样解吗？解能这样评说吗？
他又读苏轼熙宁五年写的《吴中田妇叹》，感慨良多：子瞻的诗风在变，变得沉重，变得辛辣，变得实在，情感也变得真挚动人。这哀叹稻熟苦迟、秋雨成灾、官吏相逼、民苦不堪，以至愿于投河求安的惨情，触目惊心，分明是一步一步走近诗圣杜甫了。这才是诗人的神圣归宿啊！这首诗中，子瞻也许带有对新法的不满和偏见，唯其如此，才赋予了这首诗的魂灵，但毕竟不是以讽刺新法为目的，而是以同情民间疾苦为基调啊！京都浅薄的文人墨士和那些心中有妓的高官大吏，硬是把这首诗誉为苏轼讽刺“虐政害民”之作而哄传张扬，真是奸污了子瞻的诗魂，歪曲了子瞻的为人！唉，一首诗行世，读者千百，解者千种，评说者尽其心曲，一切都归功、归咎于作者，不公啊！
他再读苏轼熙宁六年写的《山村五绝》，这也是京都哄传的一首“反诗”。读着读着，王安石不禁吟诵出声：
烟雨濛濛鸡犬声，有生何处不安生。
但令黄犊无人佩，布谷何劳也劝耕。
老翁七十自腰镰，惭愧春山筍蕨甜。
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
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
赢得儿童语言好，一年强半在城中。
王安石拍案叫绝：
“直截了当，不施掩饰，令人汗颜，这才是苏子瞻的本色啊！讽官吏轻农，讽盐法过苛，讽青苗钱用而不当，调侃戏榆，活灵活现，无怪京都文人墨客借其发泄对新法的不满，无怪吉甫。舒亶、邓绾、李定要判定子瞻为‘流俗’之代言人了。
悲夫，口无遮拦的苏子瞻啊……”
天渐亮了，王安石合起《钱塘集》闭目沉思：
“但诗中所透出的情景，都是子瞻凭空捏造的吗？若山村实情果真如此，这样的诗句，是有益于民、有益于朝、有益执权者的醒悟呢？还是有害于民、有害于朝、有害于执权者昏庸呢？《诗经》中的《小雅》，多是讽刺时政之作，因其讽喻得当，成了执权者自省自鉴的明镜，圣哲孔夫子编纂成集，与《书》。《易》、《礼》、《乐》、《春秋》并列，成为历代学子必修的经典。屈原的《离骚》，盖自怨生，忧愁幽思，疾痛惨但，乃成千古不灭之绝唱。子瞻这些情挚而刺耳之音，未必不是现时之《诗经》、《离骚》。可孔子不世，人心不古，子瞻这疾痛惨但之作，人君重臣，又该怎么去读？怎么去解？、怎么去评说呢？”
王安石对朋友的担忧尚未了却，对眼前纷争的根源尚未弄清，厄运却闯进了他的府邸。大内宦侍来到他的厅堂。传下了皇上的紧急谕旨——午时正点，在延和殿召见群臣。
皇帝赵顼突然地停止“避殿”和紧急而不知为何的召见，使王安石一时紧张了。
现已是巳时三刻，已没有时间静心推测，他匆忙着袍戴冠，随着大内宦侍向延和殿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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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 朝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