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的《品三国》节目第一集里讲了一句话，说曹操虽然抢走了关羽的老婆，却也被别人抢走了“空城计”的“发明权”。此言一出，立即招致批评。先是有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深教授周振鹤先生在上海的《青年报》发表谈话，说“历史上不曾有过‘空城计’，所以谈不上谁发明”，并由此得出结论：“一个研究文学的人去讲历史，当然免不了破绽百出。”后是有一位网名“红茶杨威利”的朋友发出题为《空城计与易教授》的帖子，说我讲的那个故事“并不是什么空城计”。而且“就算要勉强去认定，最多也只是一个空营计”。他认为三国时期既有“空城计”又有“空营计”。“空城计”是文聘对孙权使的，“空营计”是赵云对曹操使的。我的说法固然是“信口开河”，周振鹤先生则“更加无知”，因此“两位教授在历史的研究上可真是唱了一出‘空城计’”。 　　这就很有些意思了。既然有这么多人较真，那我也不妨来钻钻牛角尖。当然，我们还得把曹操那个故事再讲一遍。 　　先看《资治通鉴》怎么说。按照《资治通鉴》的说法，事情大概是这样的。汉献帝兴平二年（公元195年），吕布和陈宫率一万多人从东缗（故城址在山东省金乡县东北）来打曹操。当时曹操驻军乘氏（故城址在山东省钜野县西南），部队都下乡收麦子去了（兵皆出取麦），留守的不到一千人。正好屯西有大堤，堤南有一大片树林，深不可测。曹操便“隐兵堤里，出半兵堤外”，吕布则“令轻兵挑战”。两军相遇后，曹操的伏兵都从堤内冲出，“步骑并进”，打得吕布落荒而逃，曹操“追至其营而还”。显然，这是一场“完完全全的伏击战”，不但不是什么“空城计”，就连“空营计”也算不上。 　　问题是《资治通鉴》的这个说法并不完全靠得住。为什么呢？因为司马光做了手脚。《资治通鉴》的这段记述，源自《三国志》裴松之注所引《魏书》。但《资治通鉴》在重新表述时，却删掉了一些内容，已非此事的原始情况和完整情况。实际上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吕布打过来的时候，手中兵力不足千人的曹操情急之下，便让随军女眷都到城上短墙（陴）去站岗。吕布来了以后，看见城墙上站着女人，屯西又有大堤，堤南“林木幽深”，便怀疑那里有埋伏。吕布就和部下说，曹操这个家伙很狡猾（曹操多谲），我们不要上当（勿入伏中），便向南后退十余里。等到第二天吕布再来时，曹操果然在堤内埋伏了军队，这才有后来那场“伏击战”。可惜这些关键内容，包括“太祖乃令妇人守陴”、“布疑有伏”、“引军屯南十余里”、“明日复来”等等，都被司马光删掉了，这才造成许多人的误读。没错，司马光是写了《资治通鉴考异》。在胡刻本和中华书局点校本的《资治通鉴》里，《考异》是散注在正文之下的。但恕我老眼昏花，在这段正文后面竟然找不到司马光先生的任何解释。那么，请批评我的人明以告我，司马光删去上述文字究竟是何道理？在此之前，对不起，我是只能相信《三国志》裴松之注所引《魏书》的。 　　按照裴注所引《魏书》，这场战争其实有两个阶段，时间则有前后两天。两个阶段情况并不相同，前则设疑后则设伏，怎么能说“完全是伏击战”？那么，发生在第一天的那个情况算不算“空城计”呢？这就要看你对“空城计”如何定义了。广义地看，是可以算的。因为它具备了“空城计”最基本的要素和内核，那就是公开示弱示虚，让对方不知深浅不知虚实，进而因生疑而不敢进攻甚至撤退。“布疑有伏”就是产生怀疑，“引军屯南十余里”就是不敢进攻而且撤退，而产生怀疑并立即撤退的原因，则不但因为“屯西有大堤，其南林木幽深”，而且因为城墙之上“妇人守陴”。我们知道，战争是男人的事。曹操军中，平时也没有一支“娘子军”。这个时候“妇人守陴”，只能说明城中已然无兵，是一座“空城”。兵到哪里去了呢？吕布怀疑埋伏在大堤之南的树林里，其实是下乡收麦子去了，堤内也是“空城”。后来打败吕布的军队，是第二天才埋伏在那里的。这里面有个“时间差”。在头一天，堤内空空如也，城里不足千人（只有诸葛亮在阳平的十分之一），而“妇人守陴”和“凭栏操琴”也并无本质区别，怎么就不能算作“空城计”？ 　　当然，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令妇人守陴”是曹操出奇制胜的精心设计，还是他万般无奈的垂死挣扎？如果是前者，就是“空城计”；如果是后者，就不是。但以曹操之“多谲”，以及他对周边地形的熟悉，很可能是一次急中生智。它和晋人郭冲的《条亮五事》以及《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的“空城计”，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诸葛亮之所以成功，是对方知道他一生谨慎，因此断定他城中不空。曹操之所以成功，则是对方认为他一生奸诈，因此断定他城外有伏。疑其“城中不空”，所以认为“凭栏操琴”是引我上当。疑其“城外有伏”，所以认为“妇人守陴”是诱我深入。细节虽然不同，但事不同而理同，因此不妨都名之曰“空城计”。 　　可惜诸葛亮那件事并未发生，而且于理不合。第一，司马懿不敢进攻，无非是害怕城中有埋伏。那么，派一队侦察兵进去看看，行不行？第二，司马懿“果见孔明坐于城楼之上，笑容可掬”，距离应该不算太远，那么，派一个神箭手把诸葛亮射下城楼，来他个“擒贼先擒王”，行不行？第三，按照郭冲的说法，当时司马懿的军队有二十万人，诸葛亮只有一万人；按照《三国演义》的说法，当时司马懿的军队有十五万人，诸葛亮只有二千五百人。总之是敌众我寡。那么，围他三天，围而不打，行不行？何至于掉头就走呢？所以裴松之作注时，就断定郭冲所言不实。裴松之说：“就如冲言，宣帝（司马懿）既举二十万众，已知亮兵少力弱，若疑其有伏兵，正可设防持重，何至便走乎？” 　　但是，在诸葛亮那里并不可能的事，为什么在曹操这里就可能呢？因为情况不同。第一，当时吕布手上只有一万多人，并不像司马懿那样有一二十万，围而不打大约不行。第二，此处地形确实是打埋伏的好地方，吕布不能不疑。第三，吕布既然不可能打马向前，“辕门射戟”的手段也就使不上。再说曹操也没在城楼上，射谁呢？“令轻兵挑战”的事吕布倒是做了，可惜是在第二天。这时，曹操已经当真设了埋伏，派兵侦察又有什么用？当然，你可以不同意曹操这件事是“空城计”，因为曹操的“令妇人守陴”也可能并非计谋。但不管怎么说，我的说法毕竟于理不悖，于史有据。按照科学研究的惯例，至少可以作为“假说”提出，怎么就是“信口开河”、“破绽百出”呢？ 　　至于“空城计”究竟是谁发明的，当然可以讨论。包括曹操这一招算不算，历史上有没有“空城计”，都可以讨论。事实上，对于这个问题，历来就有不同看法。将曹操此例算作空城计，这话早就有人说过，不是我的“发现”。将文聘此例算作空城计，这话也早有人说过，并不“新鲜”。还有人说最早的“空城计”，发生在公元前666年。这都算一种说法吧！我们不能因为别人和自己观点不同，就乱扣帽子。钱锺书先生的《管锥篇》，就只列举了《南齐书·高祖纪》、《旧唐书·良吏传》和《北狄传》的三个例子，也不提文聘和赵云的那两例。按照网友“红茶杨威利”的逻辑，是不是也要算作“一知半解”呢？ 　　其实提不提文聘那一例，各人有各人的原因。我不提，是因为它发生在曹操战吕布一事之后。钱先生不提，则可能是先生对“空城计”的概念有严格界定。考《管锥篇》所举三例，一则曰“偃兵开城门”，二则曰“开城门延贼”，三则曰“开门以待之”，都有“开门”这个环节。我不知道这是否就是钱先生的标准。如果是，那么，我说的那一例不算，“红茶”先生的那一例也不好算数的呐！至于周振鹤先生断言历史上不曾有过“空城计”，他的标准是什么，我就不晓得了。但可以肯定，周先生作为复旦大学历史系的资深教授，是决不会“更加无知”的。 　　我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的《品三国》节目里讲了一句话，说曹操被别人抢走了“空城计”的“发明权”。此言一出，立即招致批评。先是有周振鹤先生在上海《青年报》发表谈话，说“历史上不曾有过‘空城计’，所以谈不上谁发明”，而且“一个研究文学的人去讲历史，当然免不了破绽百出”。后是有一位网名“红茶杨威利”的朋友发出帖子，说我讲的那个故事最多勉强算一个“空营计”，三国时期的“空城计”是文聘对孙权使的。因此，我的说法固然是“信口开河”，周振鹤先生则“更加无知”。 　　这就很有些意思了。看来，我们还得把曹操那个故事再讲一遍。 　　根据《三国志》裴松之注所引《魏书》，事情大概是这样的。汉献帝兴平二年（公元195年），吕布和陈宫率一万多人从东缗（故城址在山东省金乡县东北）来打曹操。当时曹操驻军乘氏（故城址在山东省钜野县西南），部队都下乡收麦子去了（兵皆出取麦），留守的不到一千人。情急之下，曹操便让随军女眷都到城上短墙（陴）去站岗，所有的兵力也都用上（悉兵拒之）。吕布来了以后，看见曹军人数不多，墙上站着女人，屯西又有大堤，堤南“林木幽深”，便怀疑那里有埋伏。吕布就和部下说，曹操这个家伙很狡猾（曹操多谲），我们不要上当（勿入伏中），便向南后退十余里。等到第二天吕布再来时，曹操果然在堤内埋伏了军队，结果打得吕布落荒而逃，曹操“追至其营而还”。 　　显然，这场战争其实有两个阶段，时间则有前后两天。第二天当然完全是伏击战。第一天呢？这就要看你对“空城计”如何定义了。广义地看，是可以算的。因为它具备了“空城计”最基本的要素和内核，那就是公开示弱示虚，让对方不知深浅不知虚实，进而因生疑而不敢进攻甚至撤退。“布疑有伏”就是产生怀疑，“引军屯南十余里”就是不敢进攻而且撤退，而产生怀疑并立即撤退的原因，则不但因为“屯西有大堤，其南林木幽深”，而且因为城墙之上“妇人守陴”。我们知道，战争是男人的事。曹操军中，平时也没有一支“娘子军”。这个时候“妇人守陴”，而且男兵不多，只能说明曹营差不多已是一座“空城”。 　　当然，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令妇人守陴”是曹操出奇制胜的精心设计，还是他万般无奈的垂死挣扎？如果是前者，就是“空城计”；如果是后者，就不是。但如果不是，我们就要问：第一，这些临时拉来凑数的“妇人”应该没有什么战斗力，这一点曹操难道不知道？第二，即便“悉兵拒之”，也远非曹操的全部兵力，这一点吕布难道不知道？第三，既然吕布怀疑曹操要打“伏击战”，哪他第二天为什么还要来？ 　　因此，我认为，以曹操之“多谲”，以及他对周边地形的熟悉，此举很可能是他的一次急中生智。他明明知道不足千人的“悉兵拒之”，即便加上“妇人守陴”也不顶用，却还是要这么做，就是想蒙吕布一把。因为吕布并不知道曹操的大部队下乡收麦子去了。他看见曹操这边上阵的不足千人，连女人都用上了，必定起疑。起疑必定撤退。等到第二天再来时，大部队已经调回来埋伏在大堤之南的树林里了。那么，吕布第二天为什么要再来呢？因为他想明白了，曹操其实是负隅顽抗；或者不甘心，想看看曹操这边的“妇人守陴”和“悉兵拒之”究竟是怎么回事。可惜他晚了一步，而曹操要的就是这个“时间差”。 　　无疑，这里面有冒险，有侥幸，也不乏赌博的意思。也就是说，曹操当时的想法很可能是两手准备：先示弱，后拼命。如果能蒙住吕布，让他摸不着头脑，就诈他一下，反正第二天就能把部队调回来。实在不能蒙混过关，那就拼个鱼死网破。 　　其实，但凡使用“空城计”者，谁不是两手准备？谁又能万无一失？魏禧《日录》就说，诸葛亮也就是遇到了司马懿。“若遇今日山贼，直入城门，捉将孔明去矣。”由此可见，曹操此举，和晋人郭冲《条亮五事》（这是诸葛亮“空城计”的最早出处）中诸葛亮的“空城计”，正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诸葛计成，是对方知道他一生谨慎，因此怀疑他城中不空。曹操侥幸，则是对方认为他一生奸诈，因此怀疑他城外有伏。疑其“城中不空”，所以认为“开四城门”是引我上当。疑其“城外有伏”，所以认为“妇人守陴”是诱我深入。细节虽然不同，但事不同而理同，因此不妨都名之曰“空城计”。不同之处仅仅在于，诸葛亮那件事并非事实，曹操这件事却于史有据，我的说法也于理不悖。按照科学研究的惯例，至少可以作为“假说”提出来，不至于就是“信口开河”、“破绽百出”吧？ 　　至于“空城计”究竟是谁发明的，甚至历史上有没有“空城计”，当然都可以讨论。事实上，对于这个问题，历来就有不同看法。钱锺书先生的《管锥篇》，就只列举了《南齐书·高祖纪》、《旧唐书·良吏传》和《北狄传》的三个例子，也不提文聘那一例，是不是也要算作“一知半解”？其实提不提文聘那一例，各人有各人的原因。我不提，是因为它发生在曹操战吕布一事之后。钱先生不提，则可能是对“空城计”的概念有严格界定。考《管锥篇》所举三例，一则曰“偃兵开城门”，二则曰“开城门延贼”，三则曰“开门以待之”，都有“开门”这个环节。我不知道这是否就是钱先生的标准。如果是，那么，我说的那一例不算，“红茶”先生的那一例也不好算数的呢！至于周振鹤先生断言历史上不曾有过“空城计”，可能是有更严格的标准。因为周先生作为复旦大学历史系的资深教授，是决不会“更加无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