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央视的《百家讲坛》而言，现在真是最好的时节。 　　2006年第一季度，这个节目在央视十套的综合排名位居第一。阎崇年、刘心武、易中天（进入易中天博客）等“超级教授”一次又一次为这个其貌不扬的讲坛带来新的追捧者和话题制造者。在这个电视讲坛，知道分子打败了比尔盖茨和吴宗宪，重新成为偶像。 　　电视并非越热闹越好 　　对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而言，半年前“睡到自然醒，醒后去遛狗、泡茶、看书、吃饭、睡一觉、上课”的悠闲生活已经一去不返。作为《百家讲坛》的主讲人之一，他每天的时间早已被写讲稿、录节目、接受或推辞采访、开各种跟电视讲坛有关的会议所占据。他似乎过上了一种超级教授的后现代生活——— 　　在百度贴吧上有了一批拥趸，自称“意粉”或“乙醚”；出门要戴上墨镜；被称“学术明星”；被当做“易中天现象”，用流寇主义形容自己；不定期被推测、表扬或批评。 　　“我到北京后一直关机，没见任何出版社和媒体的人。况且说一句大胆的话，我还需要炒作吗？”5月22日，易中天和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合作的《品读三国》举行了一个招标会，易中天的这句话让现场记者们精神一振，纷纷挥笔记录，打算跟着易教授一起大干一场。“你真的完全没有想过《百家讲坛》为什么这么火？”面对记者的问题，被一再追问的易中天只是笑：“是啊，我自己都觉得奇怪啊，就一个学者。包括我在内，大多数其貌不扬，既非帅哥又非靓女，年纪都比较大，在那儿不停地像上课一样讲，居然这么火爆。有人关注这个现象，作为一个文化现象也好，社会现象也好，传播现象也好。它都有这方面的专家去研究这个问题。我是做事情的，做得好还是不好都由别人去说。我事前既没有策划，事中也没有刻意，所以事后我也用不着分析。” 　　但《百家讲坛》的制片人万卫却是想象过的：“过去我曾经对大连的一份报纸说过，2005年是讲坛年。我个人体会，电视不是越热闹越好。”他认为，2004年阎崇年的《清帝十二疑案》带出《百家讲坛》的第一次飞跃；2005年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以及易中天、孔庆东、周思源、马瑞芳等学者的受欢迎带来的第二次飞跃；2006年易中天“品三国”的开讲直到图书竞标让这个电视讲坛的发展“达到了最高潮”。“你来《百家讲坛》之后，你会获得成功，这种成功是你在书斋里、大学里做不到的。也就是说你会受到观众的喜欢。他们成为明星是《百家讲坛》品牌化的一个手段，我们的识别、我们的标志就是我们优秀的主持人。选择一个最受大众关注的主讲人，再给他一个大众感兴趣的选题，就是我们最大的包装。”万卫如是说。 　　面向不读书的人 　　央视综合排名制度是中央电视台实行末位淘汰的主要数据。同样是文化节目，《读书》早就被淘汰了，为什么没有美女主持、没有Showtime、没有八卦、低成本的《百家讲坛》能够成功？万卫的观点是大众化：“《读书》指向的是精英，我们面向的是不读书的人，哪怕你一本书不看，也能看懂《百家讲坛》。” 　　“所谓大众，其实就是以初中文化水平来衡量。你再大的学者，能否讲得让初中文化水平的人听懂，能否让15岁的孩子感兴趣？如果他们听不懂，你得改；如果你改不了，就上不了《百家讲坛》。”万卫说，《百家讲坛》和其他同类节目不同，如《世纪大讲堂》主要以思想见长，而《百家讲坛》传播文化；《世》以新锐思想吸引精英注意，《百》以平实讲述传播文化；一个以精英，一个以普通大众为接受目标。《世》是周播栏目，需要有闪光的点；《百》是日播栏目，可以做得更细更大——“他们做点，我们做面和线。” 　　“很多时候，观众需要一点沉静，需要对他的精神、生活有提升作用的东西，需要得到一些生活中不能得到的东西。我们看到观众对传统文化有一种求真的欲望。这不是瞎猫碰上了死耗子，只要有观众需求，这种节目的红火必然会出现，不是《百家讲坛》就是其他节目。” 　　“他们还算客气，还没有把我妖魔化” 　　记者：我看过上海的一份报纸，说你在机场戴上一副墨镜，一下飞机就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你的这个形象好像已经被勾勒成明星形象？ 　　易中天：媒体想把我勾勒成什么，我一点办法都没有。他们还算客气，把我明星化，还没有把我妖魔化。杨澜采访我的时候也说到这个问题，现在社会就像一个大染缸，所有人都拎到里面去染一下，把你丢出来，你自己去洗干净吧。我就不洗自己啦，爱怎么说怎么说。戴墨镜也是没有办法，走哪儿都被认出来…… 　　现在是戴也不是，不戴也不是。不戴，麻烦更多；戴呢，人家说你做秀。做人难嘛。电视是一把双刃剑，它给人带来好处，更多的人认识你，关注你，你的思想你的观点就更便于传播了。但你必须付出代价，就是你的私人空间越来越少，个人隐私越来越保不住，家庭生活严重受到干扰。现在我想保护自己是保护不了的，我到了北京手机就关机，回到厦门就交给太太。 　　“为什么要把学者和社会隔绝开来？” 　　记者：应该说《百家讲坛》让我们看到了学者的潜力。你在招标会上说过，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来解决一个你思考了10年的“终极问题”。这是否是学者的另一种出路？ 　　易中天：我说过，人文学科的终极问题就是人的幸福，其中就包括了当下正在生活着的人们幸福。因此，应该有一部分人文学者———我强调一下，一部分，走出书斋，走出学院，走向社会，走向民众。我们应该尊重每个学者个人的选择，有的学者愿意呆在家里不出去，那是他的自由，也是他的权利。有些学者愿意走出去，你也不需要说三道四。哪一种选择都是合理的。现在媒体偏要在那里无事生非、挑拨离间、兴风作浪，硬要挑起这样的一些问题，我觉得甚为无聊。我希望媒体的品位高一点。 　　记者：“走向民众”与“人的幸福”到底是什么关系？ 　　易中天：作为人文学者，肯定有一部分人关心人性问题，人的活法问题，如何做人的问题，诸如此类的，他会有一些研究，有一些结论，毕竟他读的书多一些。学历史的，他可能在历史中看到很多故事，可以给我们今天很多借鉴。他把这些东西拿出来，和社会共享，这个是做好事。为什么要把学者和社会隔绝开来呢？ 　　记者：大部分电视观众的文化层次可能不会特别高。像《百家讲坛》这样，是想普及文化知识呢，还是告诉他们某些关于学术的、深刻的内容？ 　　易中天：其实在我看来，越是高级的东西越简单，越是真理越凝练。深刻和晦涩不打等号。深刻的东西往往可以用最朴素的语言表达出来。 　　记者：你觉得你做到了吗？易中天：我在努力做。 　　“做这个节目要有编剧、导演、演员的素质” 　　记者：将深刻的东西用最朴素的语言表达出来。这就是你说过的，每次在录节目前，要花上几乎所有的空余时间进行准备的原因吗？ 　　易中天：这不是主要的原因。对历史的理解，是已然有的。倒不是说要准备它，材料也是掌握的，只是需要核实一下。我的一部分功夫是用在核实上面。由于《百家讲坛》观众要求高了，还希望你所说的东西在历史有记载证据。书本上的、古史的东西，要转化为现代的，这是第一个；头脑里的东西，转化为书面的东西，这是第二个；第三个转化，要从书面的东西，转化为电视的东西、口头的东西。你在写东西的时候，要严格按照电视的规矩来做。 　　电视的规矩很重要的就是它的时间性。《百家讲坛》每一集是43分钟，去掉片头片尾，插播广告、片花、隔断等等，是38分钟。要38分钟之内围绕一个主题来进行讲述，你的举例、表述，哪个问题先讲，哪个问题后讲，这是要花心思的。我们要求一集一个选题，若干悬念，每集的结尾还要有一个悬念把下一集勾出来。这些都是要规划的。 　　实际上，我的说法是，《百家讲坛》就是一场自编、自导、自演的学术独角戏。要有编剧、导演、演员的素质，还要保证你的学术性、完整性。 　　记者：你好像跟《百家讲坛》学了很多电视技巧？是不是有《百家讲坛》的人经常给你洗脑？ 　　易中天：好像没有吧哈哈。是这样的。开始的时候还是要沟通的。他们也会根据他们对电视的理解，对我的讲稿提出意见。早期的编导都会做这些工作，说：易老师，你开始讲这一段不太吸引人，要怎么调整一下，或者把某个问题放在后面讲，某个问题放在前面讲，说你的悬念设计得不是太好，是个“伪悬念”，看起来是悬念却不是悬念。每个主讲人都有这个过程。我应该说属于反应特别快的，现在他们已经不跟我沟通了。在《百家讲坛》之前，我跟电视已经接触很长时间了，我会观察这里面有什么规律。我现在做的就是三个对接：传统与现代的对接，学者和大众的对接，学术和传媒的对接。对接起来以后，才能够利用现代传媒的平台来传播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和学术思想。 　　“俗不可耐，假不正经” 　　记者：一场自编、自导、自演的学术独角戏，你说的话很有标题的感觉。翻看你的报道，会经常看到很多这样惊人之语。你一直就这么说话的吗？ 　　易中天：这是我的一贯风格。我在当老师时，就是这样说话的。我想可能是有这么一个时空点，刚好让我碰到了。《百家讲坛》发现我也是很偶然的。据他们总策划解如光说，他是在看王鲁湘做的《纵横中国》时，发现其他人都在引经据典，但我却在说“面”。我讲热干面，讲到武汉人的性格。他说，这个人做《百家讲坛》合适。后来他们找我，而电视节目之前我已经做过很多了，在学校课堂演讲也不是新鲜事，不就是换一个地方演讲嘛。所以我就来了。播出来以后反应这么激烈，我是没有想到的。 　　记者：你“时空点”的说法，是否指在经济发展、社会开放这个大环境下，人对电视、对学术都产生了一种新的需求，这种需求要求它们变得更贴近普通人，不再高高在上？ 　　易中天：我想可能是有的。因为我们正在朝一个民主的社会发展，一个民主的社会就是平民的社会，平民风格肯定会受欢迎的。上次做《拷问易中天》这个节目的时候，一个13岁的小女孩说：“易老师跟我们是平级的。”她用了“平级”这个词，我觉得她说得挺对的。陕西的《华商报》采访过一个观众，说：“我就喜欢他的俗不可耐。”后来有人问我，接受这个说法吗，我说我接受，还可以再加四个字“假不正经”。它背后是两个字“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