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了易中天先生的《帝国的惆怅》，看了第一章《明月何曾照沟渠》，对他所写的《晁错之死》有一些疑义，于是又认真看了一遍。他在这篇文章中说：“虽然后来他总算从吴营中逃了出来，却也从此背上了一个恶名：挑拨离间，公报私仇，谗言误国，冤杀功臣。” 　　在我以前的阅读《史记》的映象中，晁错是死于袁盎的谗言的，是袁盎公报私仇，冤杀功臣的。而这里易中天却是极力为袁盎开脱。 　　因此，写此文与易中天先生一辩。 　　先看他是衣朝衣死于刑场上的。 　　晁错是穿着上朝的衣服（朝衣）被杀死在刑场的。 　　晁错的这种死法，常常使读书不细的人误以为他死得很体面。这事要怪司马迁。司马迁在为晁错作传时用了“春秋笔法”，说“上令晁错衣朝衣斩东市”，似乎是皇帝给晁错留面子，让他穿着朝服去死，享受了“特殊待遇”。班固就没有司马迁那么厚道，不客气地揭老底说“绐载行市”（其实司马迁也说了这话，只不过是在《吴王刘濞列传》）。绐，就是诳骗。晁错是被骗到刑场的。奉旨前去执行命令的首都卫戍司令兼公安部长（中尉）陈嘉大约并没有告诉晁错朝廷要杀他，晁错也以为是叫他去开会，兴冲冲地穿了朝服就上车，结果稀里糊涂被拉到东市，腰斩了，连遗嘱也没来得及留。我们不知道，刑前有没有人向他宣读判决书。但可以肯定，晁错之死，没有经过审判，也没有给他辩护的机会。 　　这实在可以说是“草菅人命”，而这个被“草菅”了的晁错也不是什么小人物。他是西汉初年景帝朝的大臣，官居御史大夫。御史大夫是个什么官呢？用现在的话说，相当于副总理兼监察部长。所以晁错的地位是很高的。一个高官不经审判甚至还身着朝服时就被处死，只有两种可能：一是事情已经到了非常紧迫的程度；二是对手痛恨此人已经到了不顾一切的地步。现在看来，晁错的死，两种情况都存在。 　　结论是无疑义的。事情非常紧迫，易中天先生认为主要是“吴楚之乱”，而我认为，除了这层关系，还有晁错与袁盎的关系已经发展到了你死我活的程度。惟有先发至人，才能保全。而所谓的这个对手，无疑就应该是袁盎了，只有他才这么痛恨晁错。 　　让我们把事情回原到历史中去看看，还是用易中天的话来说吧。 　　先说事情的紧迫。 　　晁错被杀的直接原因是“削藩”。晁错是一有机会就要向汉景帝鼓吹削藩的。而且，正是因为他的极力主张和一再鼓吹，景帝才最终下了削藩的决心。什么是“削藩”呢？简单地说，就是削减藩国的辖地。所谓“藩国”，就是西汉初年分封的一些王国。这些王国的君主，不是皇帝的兄弟，就是皇帝的子侄，是大汉王朝的既得利益者。削藩，无疑是要剥夺他们的权力，侵犯他们的利益，这些凤子龙孙岂能心甘情愿束手就擒？所以，削藩令一下，最强大的两个王国——吴国和楚国就跳了起来。吴王刘濞和楚王刘戊联合赵王刘遂、胶西王刘昂、济南王刘辟光、淄川王刘贤、胶东王刘雄渠起兵造反，组成七国联军，浩浩荡荡杀向京师，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七国之乱”，也叫“吴楚之乱”。 　　七国兴乱，朝野震惊，舆论哗然。景帝君臣一面调兵遣将，一面商量对策。这时，一个名叫袁盎的人就给景帝出了个主意。袁盎说，吴楚两国，其实是没有能力造反的。他们财大气粗不假，人多势众也不假，但他们高价收买的，不过是一些见利忘义的亡命之徒，哪里成得了气候？之所以贸然造反，只因为晁错怂恿陛下削藩。因此，只要杀了晁错，退还削去的领地，兵不血刃就能平定叛乱。袁盎是做过吴国丞相的，说话的分量就比较重一点。何况这时景帝大约也方寸已乱，听了袁盎的建议，就起了丢卒保车的心思。 　　不能说袁盎的主意没有道理，因为吴楚叛乱确实是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借口的。打出的旗号，则是“存亡继绝，振弱伐暴，以安刘氏”。什么叫“清君侧”呢？就是说皇帝身边有小人，要清理掉。这个“小人”，具体说就是晁错。那好，你们不就是要“清君侧”吗？如果晁错已诛，君侧已清，你们还反什么反？ 　　在易中天看来，这个事情“非常紧迫”即指“吴楚的叛乱”，而牺牲晁错，主要是基本以下几方面的考虑：国家反抗叛军，应变仓促，用晁错来保全大局，或者也可以起到一个缓兵之计。这叫“丢卒保车”之计。丢了晁错，汉天子还在，汉家江山还在。所以景帝当时方寸已乱，听了袁盎的建议，当然就有这样做的意思了。 　　事情果真是这样的吗？先看一下《史记·袁盎晁错列传》中的叙述： 　　“盎素不好晁错，晁错所居坐，盎去；盎坐，错亦去：两人未尝同堂语。及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晁错为御史大夫，使吏案袁盎受吴王财物，抵罪，诏赦以为庶人。” 　　吴楚反，闻，晁错谓丞史曰：“夫袁盎多受吴王金钱，专为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请治盎宜知计谋。”丞史曰：“事未发，治之有绝。今兵西乡，治之何益！且袁盎不宜有谋。” 　　晁错犹与未决。人有告袁盎者，袁盎恐，夜见窦婴，为言吴所以反者，原至上前口对状。窦婴入言上，上乃召袁盎入见。晁错在前，及盎请辟人赐间，错去，固恨甚。袁盎具言吴所以反状，以错故，独急斩错以谢吴，吴兵乃可罢。其语具在吴事中。使袁盎为太常，窦婴为大将军。两人素相与善。逮吴反。诸陵长者长安中贤大夫争附两人，车随者日数百乘。 　　从这里，我们看到，一件比吴楚之反更紧迫的事情乃是袁盎与晁错的政治斗争，已经处于白热化的状态，如果袁盎不先发制人，必受吴国牵连，后果将不堪设想。莫要说以后不能升官发财，让“诸陵长者长安中贤大夫争附两人，车随者日数百乘。”，就是身家性命，也难保全。而晁错的犹与未决正好给了他机会，先是丞史为我分辩，后又有人告密，于是袁盎“夜见窦婴，为言吴所以反者，原至上前口对状。窦婴入言上，上乃召袁盎入见。”占尽先机，并且巧妙的把责任推到晁错身上，晁错被支到一边，根本就没有分辩的机会。他劝皇上“独急斩错以谢吴，吴兵乃可罢。”，这分明是为公报私仇，不是挑拨离间又是什么呢？袁盎不先发制人，必为晁错所制，正是你死我亡的时候，岂能不出手？ 　　出手不仅很快，而且很狠。 　　拟订的罪名也很严重，是“亡臣子礼，大逆无道”。申请的处分，则是“错（晁错）当要斩（腰斩），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也就是没分家的亲人无论老幼统统砍头（弃市是景帝时确定的一种死刑，意谓“刑人于市，与众弃之”）。对这个弹劾，汉景帝的批示是“同意”（制曰可），而且派中尉陈嘉把晁错找到，立即执行，连招呼都没打一个。 　　所以，晁错不但死得很冤，死得很惨，还死得很窝囊。 　　株连九族，晁错根本没有还手的可能。而且，死了还得背上一个大逆不道的罪名，永世不得翻身了。这不仅仅是对待一个罪人的做法，应该说是对待仇人的做法。因为自汉文帝时已经废止了连坐法，而晁错既是景帝爱臣，也曾显名当世，处罚不至于重得要改变前朝宪法的程度。他这样做，岂不是为了防止晁错家族的复仇吗？ 　　在易中天看来，晁错之死，袁盎最多也就承担一丁点的责任而已，甚至是无责可指的。因为他只是以一个庶民提的一个“个人建议”而已。而执行是汉朝三公，似乎这笔账应该算在他们身上，我们且看： 　　其实，把错杀晁错的责任都算到袁盎身上，也是冤枉的。因为袁盎当时的身份，只不过一个被罢了官的庶人。他向景帝提出的，也只不过一项“个人建议”。然而处决晁错却是正式打了报告的。打报告的是一批朝中大臣，包括丞相陶青、中尉陈嘉、廷尉张欧（颜师古注欧音区）。当时的制度，中央政府的高级官员是“三公九卿”。三公就是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丞相是最高行政长官，相当于总理或行政院长；太尉是最高军事长官，相当于三军总司令；御史大夫是副丞相兼最高监察长官，相当于副总理兼监察部长。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合起来就是“宰相”。所以宰相是三个，不是一个。部长则有九个，叫“九卿”。陈嘉担任的中尉，张欧担任的廷尉，都是卿。尉，是武官。那时军警不分，尉可能是军官，也可能是警官，还可能是军官兼警官，职责取决于“尉”前面的那个字。比方说，太，是“最高”的意思，太尉就是全国最高军事长官。中，是“宫廷”的意思，也代表“京师”，和外地的“外”相对应。中尉的职责，是负责京城的治安，所以中尉就是首都卫戍司令兼公安部长。廷，则是“朝廷”的意思。廷尉的职责，是掌管刑律，所以廷尉就是司法部长兼最高法院院长。一个政府总理，一个公安部长，一个司法部长，三个人联名弹劾晁错，分量是很重的。 　　他真的只是一个庶民吗？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吗？他的言论只代表一个人的“个人建议”吗？且让我们来看一下《史记》与《汉书》中的相关记叙述。 　　袁盎者，楚人也，字丝。父故为群盗，徙处安陵。高后时，盎尝为吕禄舍人。及孝文帝即位，盎兄哙任盎为中郎。集解如淳曰：“盎为兄所保任，故得为中郎。” 　　袁盎在吕后时期即为权贵吕禄的门客。孝文帝时期他哥哥袁哙保他为中郎。看来他哥哥也是一个稍有权势的人物。他的身份其实并不简单。 　　岂止是不简单？简直是不简单的非常厉害： 　　绛侯为丞相，朝罢趋出，意得甚。上礼之恭，常自送之。 　　袁盎进曰：“陛下以丞相何如人？”上曰：“社稷臣。”盎曰：“绛侯所谓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与在，主亡与亡方吕后时，诸吕用事，擅相王，刘氏不绝如带。是时绛侯为太尉，主兵柄，弗能正。吕后崩，大臣相与共畔诸吕，太尉主兵，适会其成功，所谓功臣，非社稷臣。 　　丞相如有骄主色。陛下谦让，臣主失礼，窃为陛下不取也。”後朝，上益庄，丞相益畏。已而绛侯望袁盎曰：“吾与而兄善，今儿廷毁我！” 　　盎遂不谢。 　　系清及绛侯免相之国，国人上书告以为反，徵系清室，宗室诸公莫敢为言，唯袁盎明绛侯无罪。绛侯得释，盎颇有力。绛侯乃大与盎结交。 　　从汉文帝时丞相绛侯周勃的口中，我们得知，袁盎的哥哥袁哙与周勃颇有交情。而周勃在当时也可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汉文帝是他亲立的，他的身份相当于是开国功臣，汉文帝平时都对他礼敬三分，而后来袁盎与他也是“大”结交，交情不浅。即使他为庶民，说话也是有几分影响力的，君不见“宗室诸公莫敢为言，唯袁盎明绛侯无罪。绛侯得释，盎颇有力。”乎？ 　　袁盎的建议岂止是“个人建议”那么简单，他的直谏，是很出名的。 　　《史记》有这么几个事例：1、同子参乘，袁丝变色。2、谏汉文帝乘车。3、谏慎夫人不要与皇后争列。最后，慎夫人赐盎金五十斤。袁盎亦以数直谏，不得久居中，调为陇西都尉。 　　在处置淮南厉王后事的问题上，袁盎首先为汉文帝宽释。 　　后来他又进言 　　盎曰：“淮南王有三子，唯在陛下耳。”於是文帝立其三子皆为王。盎由此名重朝廷。 　　一个名重前朝的人说话岂能只是“个人建议”那么简单？ 　　我们再来看一下他的职来发展历程： 　　袁盎亦以数直谏，不得久居中，调为陇西都尉。迁为齐相。徙为吴相，辞行，种谓盎曰：“吴王骄日久，国多奸。今苟欲劾治，彼不上书告君，即利剑刺君矣。南方卑湿，君能日饮，毋何，时说王曰毋反而已。如此幸得脱。”盎用种之计，吴王厚遇盎。 　　盎素不好晁错，晁错所居坐，盎去；盎坐，错亦去：两人未尝同堂语。及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晁错为御史大夫，使吏案袁盎受吴王财物，抵罪，诏赦以为庶人。“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文帝朝时，袁盎当道，景帝即位，晁错当道。这分明是两代朝臣的政治角逐。他们是积小过为大仇。他的职业前途毁于晁错，能不恨他吗？完全满足“二是对手痛恨此人已经到了不顾一切的地步。”这个条件。 　　吴王谋反也不是因为晁错一时兴起的，而是蓄谋已久，袁盎也是深深知道的。他这难道不是借刀杀人吗？ 　　与大将军窦婴交好，这也不是普通人了。说话是很有分量，也很有政治势力的。以当时权贵，要鼓动三公也不在话下。 　　所以，我个人觉得易中天在这里为袁盎分谤是站不住脚的。 “却也从此背上了一个恶名：挑拨离间，公报私仇，谗言误国，冤杀功臣。 ” 　　这是事实，绝非冤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