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易中天的人品说开去---再释东经兄的疑 　　“中庸”既是一种伦理学说，同时也代表了一种思想方法，强调内心之“中”与外在之“节”的准确契合，以达到“和”的大功用；而“中”的基本原则是适度，无过不及，恰到好处。追求中常之道，内外协调，保持平衡，不走极端，这样一种思维方式使中华民族形成了一种稳健笃实的民族性格。对我们几千年的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以上是网上载下来的中庸思想的大意。 　　这些天比较忙，一直不能上网，有时只是回来看看或打上几个字就走了。到现在我还在想东经兄的问题。在前一篇《释东经106北纬30的疑惑》里，我是从正面对东经兄进行释疑。东经兄肯定是没看进去，依然坚持自已的观点，不然，他不会说“沃肯是个是非不分的”。在网上，我真不想长篇大论，既然要说，就一定说彻底一点，以求能够指导我们生活的方向，可能这也是东经兄的原意吧。如果说一些无关痛痒的东西，那只当是把易吧当做了一个消遣旅游的地方。那我就干脆不说话了。 　　我试图站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看待这个问题，从多方面来谈，毋宁说是对东经兄进行释疑，还不如说是对自已进行释疑，让自已和大家有一个更宽广的思维去看待这个问题。 　　在说之前我先引用东经的原话一下，以表明东经兄的观点。 　　“488 回复：回复 100：回复 48：请大家相信千亿夜晚先生的苦心－－萍乡一根柴 的误会是要说说的。 　　第一，我的意思你根本没有明白，我质疑的是易先生是否有意为之。有意宣扬、误导卑劣的价值观就是品质问题；如果本身就是这样的价值观，品质也不会高。” 　　“570 回复：请大家相信千亿夜晚先生的苦心－－质疑易教授 　　是这个意思，对他要求高是因为他是公众人物，又是学者，影响很大。 　　相比超女到不值得太担忧，因为是纯娱乐，没人以她们检视自己的做人准则。” 　　以上是东经兄阐明的观点，也就是说易先生在“有意宣扬、误导卑劣的价值观”而这种“价值观”就是“品质问题”，如果易先生本身就是这样的价值观，他的“品质也不会高”而偏偏他又是个“公众人物，又是学者，影响很大”所以对他的要求特别的高，不似超女“不值得太担忧，因为是纯娱乐，没人以她们检视自己的做人准则。” 　　从以上东经兄的观点来看，的确东经兄的立意是好的，而且这样的要求也是合理的，你易先生是“学者”啊，“是社会最后的良知”啊，怎么就能够误导他人呢？ 　　首先从历史的层面上看易先生，我想易先生是以《三国志》为主加之个人的观点在阐述，历史的应该是不会偏离的太远，至于个人的观点那就是见仁见智的了。假使易先生的个人观点真的有意在误导观众，在宣扬“卑劣的价值观”，那么我想易先生就不会明白这是对他自已最大的伤害吗？他为什么要自已伤害自已，？明知不可为，为什么还要为之呢？还是引用东经兄的话：名声和利益。看看易先生的书拍到了500万元的天价，创下了中国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这的确是得利了，还经常出席一些商业的活动，也是获利的表现。是的，利益是得到了，可是，他的名声却未必能得到，因为在宣扬“卑劣的价值观”的人到最后名声肯定会一落千丈的，可能暂时看不出来，但最后会表出来的，就像东经兄一样都已经发现这个苗头了，才会请易先生止步。易先生真的就为了自已的利益而不惜自已的学者声名被世人唾弃的后果吗？我个人认为这种可能性比较小。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会是什么原因呢？因此，我们有理由怀疑易先生是否真的是在“有意宣扬、误导卑劣的价值观”。 　　还有就是什么才算是“卑劣的价值观”呢？易先生是在品三国，品评三国的历史人物。本来历史人物是不能用简单的“高尚”或“低贱”来论断的，人是多面的又是复杂的，更何况是在那个权谋计智、你争我夺的风云年代的人物。可是东经兄却硬是要把诸葛亮说成是高尚，把曹操说成是卑劣，这是不符合客观现实的。 　　好，就算东经兄所说的高尚与卑劣简单的存在，并且我们假设易先生真的为了利益，为了他现在看不出来的将来会一落千丈的名声，而去“拍大众的马屁”，去“迎合大众”去“有意宣扬、误导卑劣的价值观”的话，那么从这一点上看是否就能够断定易先生的人品不行呢？鲁迅先生说的好“我向来不善以最恶意的心去揣度他人”，但为了把东经兄的这个问题说清，我就尝试以恶意的心去揣度易先生吧！在此，我对易先生说声对不起. 　　在我知道的易吧里，西瓜皮兄和漆翔冰兄都是搞广告的与我同行。我们知道一个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在推出之前，为了使这个产品能够销售的好一点，企业会先作个市场调查。什么样的产品消费者喜爱，什么样的产品适合什么样的消费年龄层，什么样的消费者喜欢什么样的宣传和广告等。这一切的准备工作做好后，才开始生产产品，产品生产好，就要针对消费者做不同的广告了，以达到广告的最佳效果。企业就是利用消费者的习惯和喜好，拍消费者的马屁，使企业的利益最大化，因为企业的利益最大化是企业的根本目标。 　　按照前段文字的说明，我们也可以这么认为，易先生也是一个企业，他也在想把自已的产品(他的讲座和他写的书)销售个好价钱，以获得自已利益的最大化，他也调查了他的消费者(观众)的心理，利用了“人性的弱点”来迎合他的消费者，拍消费者的马屁，使消费者喜欢并购买他的产品。一个企业只要不是三无产品，不是假冒伪劣的产品就是合法的，就不会受到过多人的指责和非议。当然易先生的产品很特殊，是他的讲座和他的书，这二者里面就有他的个人的思想观点，而每个人的思想观点又不尽相同，所以这个产品是不是三无产品，是不是假冒伪劣产品在短时间里很不好界定。但是按照刚才的假设的这个逻辑推理下去，所谓的“卑劣的价值观”就是三无产品，就是假冒伪劣产品，有误导和伤害消费者之嫌。 　　我们暂且不去讨论易先生的产品是不是三无和假冒伪劣的产品，还是按照刚才的假设---认定易先生的产品是三无产品，是假冒伪劣产品，是在“有意宣扬、误导卑劣的价值观”---为了利益和声名。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里有一个很著名的观点：天赋人权。这个观点后来成为了现代西方民主的标榜。权者，权利也。“一项权利的存在必须以利益为内容。因为权利的成立目的是为了保护某种利益。权利之得以成立，也是由于利在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夏勇如是说。人从出生开始，随之诞生的就是他的权利。他要吃、要穿、要住是他基本的利益，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利益也随之越来越多，这是人的本能。 　　在卡耐基的《人性的弱点》一书里说道：人性最基本的特点是渴望他人的赞美。内在的说来就是心里的一种满足感，外在的就是名声。 　　利与名是伴随人的一生的。按照刚才对易先生的假设，他为了利与名而“有意宣扬、误导卑劣的价值观”也是人性所固有的本能。从这人性说来看，这点是无可厚非的，但另一个角度孤立的从道德上来看却是有关人品的问题。因此东经兄才会请易先生“止步”，劝易先生“回头是岸”的疾呼。 　　关于人品，不同的社会、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道德评判标准。中西方的差异就很大。 　　西方人对事物有个基本的观点就是：重结果。他们不管过程如何的好和坏，就是他们想要的只是结果。中国人的观点恰恰恰相反：重过程。中国人不认为结果好的一定是好，只认为过程好的才好。什么舍身取义，杀身成仁；岳飞虽死，虽死犹生；秦桧虽生，虽生犹死。现代诗人臧克家有首著名的诗句：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 　　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的道德评判标准也是很不一样的。古代中国的道德标准是“三纲五常”。女的永远服从于男的，女的死了男的可明媒再娶一个，就算没死也可以搞好几个小妾。男的死了女的就不好玩了，她们要守节，守不了节的女人只能做二手货，做“夜轿子”。 　　我们可以想像在未来的社会里，未来的社会道德标准也是会改变的，并不是永远的一成不变的。世界各国的社会道德标准也是不一样，也是会改娈的。 　　当年曹操就是因为“君为臣纲”的该死的道德框框，不敢出线把献帝作掉自已当皇帝。才搞得身后千百年来的骂名声。如果他也来个“陈桥兵变”，就不定也成就了一个“魏武大帝”也未可知也。真是悲哉！本来想博得一个人品好的喝彩的愿望，却偏偏成了一个奸雄。还是唐太宗李世民有魄力，他可不管当时的什么道德标准，来个“玄武门之变”，把他爸爸李渊逼下台再说，哪里管他什么“父为子纲”，搞好国家的发展，弄个“贞观之治”反而博得了万世的好声名。真是“有意插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造化弄人啊！还有那个朱棣也是，弄掉了侄儿皇帝自已当，本来是“君为臣纲”的，现在变成了“臣为君纲”了，一个“永乐大帝”就这样诞生了。 　　还有那个武则天，说句实在话，武则天治理国家的那些年是不错的，是唐朝繁荣承前启后的重要转折。我们不要看武则天一世风光，其实在她内心里是极其的矛盾的，因为她违背了当时的社会道德“夫为妻纲”，她很好色，她的人品在当时可是不值一提的，只是人们没敢说出口而已。她心里也很明白这一点，所以在她死后的墓碑上留了个无字碑，让后人去评说。假使她是个男的，她的碑上决不会无字碑的。 　　特别要提到的是那个宋代大文豪欧阳修，他和他的外甥女通奸，这样一个人的人品可是要大打问号的。不要说在当时那个社会不容，就是现在这么开放的社会也是叫人难以启齿的。虽然“庆历新政”失败了，他也因这个“乱伦”问题下台。可是，千百年来，有谁会抓住他的这个“乱伦”的辩子不放，而去否定他对社会的责任和历史的贡献。 　　道德的评判经过地域的横向与时间和历史的纵向综合来看，得出的结果有时是相反的。原来是不好的，现在看来是好的，原来是好的，现在看来是不好的。在国内看来是不好的，在国外看来是好的，在国外看来是好的，在国内看来是不好的。所以，我们对一个人的道德评判不能草率的下定论，这样是很不客观的。我们不能用放大镜来看一个人，不能从小处看一个人，我们应用望远镜来看人，才能看见整体的全貌，才能知道他有多高、多胖，多矮、多瘦，才能知道他对于那个时代的作用和贡献。 　　当然，东经兄对易先生的质疑不是没有道理，我们也不是反对道德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我们也提倡个人的人品要遵循道德的规范。毕竟我们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人。 　　其实道德是这个社会要求对人们的内在约束，而法律则是社会要求对人们的外在约束。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在古代中国，有时道德规范是胜过法律的。所谓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一个族姓祠堂的族长有权力对本族的人进生任何的处罚，包括生命。看过《红河谷》的人就会知道家规有时是胜过法律的，而家规的法源就是社会的道德规范。 　　我们承认道德对社会促进的作用，也提倡道德对人品的规范作用，但并不是说就可以轻率的对一个的道德品行武断的下定论，这种做法是非常的不恰当的、不客观的，尖刻的说也是不厚道的、不道德的。所以我请东经兄三思，收回你对易先生人品不行的论断。 　　这个社会是复杂的，不是简单的想当然就可以给一个人下定义。东经兄的质疑，我想我是可以感同身受的，只是东经兄有没有想的更深入一些呢？ 　　要说人品不行，这个世界有多少的人品不行啊！先说近的吧。厦门远华走私大案，最终牵涉的人是假庆零和留华轻，这个很多人都了然。可为什么这个事情就到此为止呢？不继续深入下去呢？非但如此，这个假同志反而还连升几级，成了领导人。为了一已的私利，损害国家的利益，损害国家的法律尊严的人，这样的人品怎么就没有人质疑了呢？我们国家的刑法规定贪污受贿超过10万元的可以判处死刑，可是牵涉远华大案的厦门市委的大部分领导哪个人被判了死刑？还有陈希同，他别墅多豪华，他的美女有多少，这样一个不忠于国家，不忠于妻子，对国对民都是失信的一个人他有死刑吗？我们说过了，道德是无形的法，法律是有形的，像这些人连有形的法律都视之无物，那道德于他们不是比空气还空气？人品到哪去了？如果东经兄还要我数，我还可以数很多。前几年，朱总理当政的时候杀了几个大官，如胡长青，成克杰之流的，远华也是朱总理手上办的。可那是治标不治本。好几年前，有位著名的学者说“不敢说中国的官员百分之百是坏的，但如果要办下去会有99个要完蛋”这是我一次在书店碰到一位厦门大学的老教授亲口说给我听的，那位学者的书后来被禁了。我们国家的父母官就是这样的父母官，这样的人品，怎么就没有人去质疑呢？难道这些人对社会影响力就没有易先生大吗？ 　　可悲呀！可叹呀！“学者是社会最后的良知”，这句话有时听来真是叫人振奋，可是现实是怎样的呢？前段时间，媒体爆出上海某大学教授有抄袭之嫌。这个也许不能振憾东经兄您，但是我再说一个事给你看。 　　2000年吴敬琏教授以“中国经济学者的良心”被评为中央电视台年度经济风云人物。我曾为这个评语激动不已。因为事因是吴教授在2000年3月对《南方周末》说了“证券基金黑不得”的话引起了经济学界的震憾，后来他又抛出“股市赌场论”更引发了一场“股市大辩论”。其实中国证券和股市到现在也还是很不键全的，吴教授为了中国经济的发展说出了真话，却被那个叫厉以宁的人揪集了另外四名经济学家召开什么“恳谈会”，这完全就是一个批判会。他们说如果吴敬琏在这场股市辩论中胜利的话，中国的经济将崩盘，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悲哀。厉以宁是何许人也？他曾经是倡导中国股份制改革的第一人，所以人称“厉股份”，吴敬琏是何许人？他是倡导中国市场经济的先声者，所以人称“吴市场”。可是，这个厉教授这个时候已经代表了既得利益者，是许多大庄家的代言人。而吴教授是为中国经济发展的考虑才发出此真言。我后来买了许多有关他二人的经济学著作，和了解了一些其它的评论，发现这个厉教授真是虚伪的人。世世有时就是那么公平，人民的眼睛就是那么雪亮，到了年底，整个2000年被许多如厉教授的经济学家的口诛笔伐的他却意外的以“中国经济学家的良知”而获得央视年度经济风云人物。我为此再次的激动不已。我曾经也是非常的痛恨如厉以宁之流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失去了作为学者最基本的良知。我也为吴教授能以这么高的评价与“中国文学的良心”冰心老人齐名。但事后再次反思时会发现，我们的愤怒对现实起不到任何的作用，厉以宁还是厉以宁，他代表的还是庄家的发言人。那么对此，我们该作如何思想？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个社会就是功利的社会，我们应该看清：这个社会就是黑暗的社会，我们应该肚明。我们要的是光明和美好，正是因为这个社会不光明和不美好，所以我们才会有理想，才会要去追求光明和美好。如果我们这个社会都拥有了光明和美好，我们要的就不是追求了，而是呵护了。 　　我们整个社会的清白和良知不是靠几个学者，也不是靠几个清官就能够做到的，而是靠制度，靠良好的社会制度。所以我们不在夸大学者对这个社会的作用，也不要对清官抱有太大的希望。 　　在我们的内心里，理想永远是美好的，但是仅仅有理想是不行的，更重要的是实践。理想与现实的结合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我们中国五千年的文明，有一种思想一直传承至今，那就是中庸思想。中庸思想就是理想与现实结合的最佳典范。中庸思想不是明哲保身，更不是不是消极的思想，它是积极进取的思想，是对事物的发展最有效的思想。它既承认了客观现实的存在，又积极地发挥了主观的能动性。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中庸思想正是这两种主义的精髓之所在。 　　读书人最害怕的就是不能入世，一味的出世。我再举个例子来说明一下读书人出世的悲哀。前些天，“非典英雄”钟南山教授的手提电脑被在广州被抢，由此他发出呼吁：要重新确立收容遣送办法。我们知道这个“收容遣送办法”是个吃人的办法，多少血案在身，最后经湖北大学生孙志纲的一条命而换来的废止，为什么现在又要重提？收容遣送站就是个准监狱，是个没有人权的地方（其实中国的人权本来就不是很充足）。就是因为钟教授的手提电脑被抢了。他太书生意气了。你的手提电脑在广州被抢只能证明广州的治安不好，又怎么能将之扩大化呢？我到地浙江，我人在福建，我认为这两省的治安就很不错。你走在厦门的午夜，你不要担心会发生什么事。可是钟先生到现在才发现广州的治安原来这么坏。其实在钟先生发出此声之前，报道就有广州公安局长的放话，就广州的治安的严峻形势公安人员在必要时可以开枪，这真是悲哀呀。广东的治安历来就不好，可以说是中国最乱的省。我的好些朋在从广东回来都说白天最好不要带包子出门，不然肯定被抢。在厦门晚上12点，你带10个包都没事（我说的是一般情况下）。可就是这样一种乱象，钟先生竟然会一无所知，直到自已的手提电脑被抢了才发现，发现了又要乱说话，想让人们重新回到黑暗的收容遣送站里。中国的读书人啊！！！你何时才能入世？？？？？ 　　晋人陶潜不为五斗米折腰，避世于桃花源，世人都说他人品出众，在道德上似乎他是高者。其实不然，我认为他是假道德，假人品。一味的避世，对社会的发展起不到任何的实质作用。他应该出来为人民办点实事，而不是沽名钓誉，寻求心理上的慰藉和世人的良好的评说。这不是中庸的思想。至今我认为中庸集大成者唯孔子和周恩来二人，所以这二人一直是我心中榜样。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恩来忍辱负重，进行了多次的违心的检讨，为的是什么，是国家的安定，他充分利用他的能力保护了一大批的干部，并没有因社会的混乱而一味的避世假清高。“批林批孔”批的是谁？批的是他周公啊！如果以文字上的字面理解道德人品的话，那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可是说了许多的谎话。所以中庸是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最佳结合的典范。 　　我们不要把理想的东西看的太重，东经兄犯的就是这个错误，所以我才会说他是切.格瓦拉。我们要明白功利是我们人一生所必须的，我们要明白社会是复杂多变的，我们要明白评价一个人不要看小处，要看大处，要看他对社会发展的贡献和历史意义。 　　我们要深现实主义的根，发理想主义的芽，开浪漫主义的花，结实用主义的果。现实是客观环境，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以现实为依托，离开客观环境去谈理想，谈浪漫都是不行的。有了现实我们才会有理想，有了美好的理想我们才想要更美好一点，想要浪漫。我们所有的行为都是为了实用而不是为了虚无的东西。我们要有这个中庸思想的行为观念。而易中天先生的讲座给这个社会最大的作用就是让我们对历史更加爱好，让我们的思维有一个更宽广的空间，他不是说教，不是强加，而是启发。无论他说的好还是说的坏，我们都在思考，毕竟他让我们有在思考，这就是他的贡献之所在。 　　最后，我引印度哲人泰戈尔的诗句来做为这篇文字的结束语“思想掠过我的心上，如一群野鸭飞过天空，我听见它们的鼓翼之声了” 　　作者： 沃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