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最最时髦的词，当然是“电气化”。
　

　　这的确是头等大事——要让整个苏维埃俄罗斯大放光明嘛。可这件事也有它的阴暗面，我倒不是说电费太贵，电费算不了什么，无非出点钱呗。我说的是别的。
　

　　是这么回事儿。
　

　　我嘛，同志，住在一幢公共套间大楼里。这儿照明原先都用煤油，有人点个灯捻儿什么的，有人点盏煤油灯，有人哈灯也没有，就点教堂里的那种小蜡烛。真够呛！
　

　　后来大家都安上了电灯，这是革命后不久的事。
　

　　我们这幢楼的楼长第一个安了电灯。本来安了也就完事了。他这人性格内向，心里有事憋着不说。可你瞧着他总觉得不对头，他心里总象有事，一个劲儿地擤鼻涕。
　

　　可他什么也不说。
　

　　一天，我们那位亲爱的女房东叶莉扎维塔·伊格纳基耶夫娜·普罗霍罗娃向我们宣布说，在我们半明不暗的房里要安电灯了。
　

　　她说：“现在都在安灯，楼长屋里都已经装了，我们不能当落后分子。再说，电灯还比煤油灯便宜呢。”
　

　　行啊，我们也都装起了电灯。
　

　　我们拉上了电线，可一拉开灯——哎呀，我的天啊，四下里又脏又乱。
　

　　原先，一大早就去上班，晚上才回来，喝两口茶就上床睡觉了。点上一盏小油灯，反正什么都看不清。现在点着了电灯，再一瞧：这儿扔着一只破鞋，那儿糊墙纸七零八落、破破烂烂的，还有臭虫在墙上紧爬慢爬地朝暗处躲；地上呢，这儿一块破布头，那儿一口痰，这儿一个烟屁股，那儿蹦着个跳蚤。
　

　　我的老夭！真要命，看着叫人发愁。
　

　　再说屋里那张长沙发罢。原先我以为它还挺不错的，晚上常在那儿坐。现在灯一亮——啊呀！我的天哪，你瞧瞧，这是什么沙发呀！弹簧戳出来了，面子破破烂烂的，里子都翻出来了。这样的沙发怎么坐——看着就别扭。
　

　　唉，我想，日子过得太寒碜了。这屋子真没法呆下去，看哪儿都不顺眼，连干活儿都没心思。
　

　　我一看，女房东叶莉扎维塔·伊格纳基耶夫娜也满脸愁容，在厨房里叮叮当当收拾个没完。
　

　　我问：“房东太太，您忙什么哪？”
　

　　她摆摆手说：“朋友，我真没想到日子过得这么可怜。”
　

　　我瞅了一眼她那些家当，可真不怎么样。摆设寒酸透了，到处乱糟糟的，东一堆破烂，西一堆垃圾……这些东西现在让电灯一照，明晃晃的可显眼了。
　

　　打那以后，我每天一回到家，心里就不痛快。
　

　　每次回家，打开电灯，两眼瞅着灯泡欣赏一阵子，倒头就睡。
　

　　后来，我改变了主意。等领到工资，我买了白灰面，动手整修房子。我把破破烂烂的糊墙纸撕掉，歼灭了臭虫，掸掉蜘蛛网，修理好长沙发，还油上了漆。这么一拾掇，打心眼儿里痛快。
　

　　总之，我的劳动成效显著，屋子里已是面目一新。
　

　　可我们那位女房东叶莉扎维塔·伊格纳基耶夫娜却另有主张：她掐断了屋里的电线。她说：“我呀，朋友，宁愿摸黑过日子，也不愿把屋子照得通亮，让臭虫来笑话我寒酸。”
　

　　我千方百计想说服她，并举出种种理由，可她压根不听，她还是那一套：“我情愿住在黑洞洞的屋子里，我没钱修房子。”
　

　　我对她说：“我来给您修嘛，不用您花什么钱！”
　

　　她不干，她说：“房里亮了灯，照得明晃晃的，我得从早到晚收拾、打扫。没灯也能过，以前不也凑合过来了吗。”
　

　　那位楼长也来劝她，差点儿没跟她吵起来，骂她是不可救药的小市民。她硬是不干，寸步不让。
　

　　随她去罢，管她呢。至于我，有了电灯过得美着呢。
　

　　可不是吗，我想，四周围都照得通亮，我们那些垃圾和脏东西都无处藏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