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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一

  当黎明的天光照亮太平洋绿黑的海面时,一只灰色的海鸥停落在杰克逊总统号邮轮的甲板上,然后是第二只、第三只、第四只、第五只、第六只……第六十只、第七十只、第八十只、第九十只……第九百只、第一千只、第一千零一只……海鸥像蝗虫一样扑来,意味着附近有无人岛屿,也意味着今天的天气不错。

  天气果然不错,黎明的天光逐渐变成了清新的阳光。连日来,太平洋上淫雨不绝,憋闷多日的旅客纷纷走出船舱,像海鸥一样会聚甲板,把海鸥驱得四散。一时间,海鸥的啼叫声盘旋在空中,遮天蔽日,久久不散,仿如天空被挤爆了似的。

  但终归是散了,只有很小一部分,在空中盘旋一阵后又返回来,停落在船上。有的停在旗杆上,有的停在天线架上,有的停在瞭望台上,更多的停在人眼看不见的地方:舱顶、舷壁,或者某个角落,某根绳线上。

  早餐时间到了,粗犷的汽笛声照例拉响,把停落在四处的海鸥惊得直插空中,凄凄而啼。它们很快在空中聚集在一起,互相安定,组成了不规则的队形,振翅而飞,飞啊飞,把站在甲板上观光的旅客的目光都吸了去。

  其实也没什么好看的,一群海上最普通的鸟而已,乱杂杂的一片,像漂在海面上的一大摊油污。因为没什么好看的,看的人看一会儿也就不看了,只有一个人,戴一顶米色鸭舌帽,二十七八岁,面相英俊,他似乎没见过海鸥,久久地凝望着,目光很静,像发现了什么。他有一个同伴,是一位打扮入时的漂亮小姐,挽着他的手,用他凝望海鸥一样的目光,凝望着他的脸,亲爱,贪婪,有如睡了一觉,一夜没看他了,要把它补回来似的。

  小姐手上握着一只怀表,功能已经调至秒表,长长的秒针正在紧张地嚓嚓嚓地走着,有点时不待人的感觉。小姐偶尔看看秒针,拇指按在按钮上,似乎准备随时按下去。

  随着青年喊一声“停”,小姐马上按下按钮。

  青年问:“多少秒?”

  小姐答:“十六秒。”

  青年说:“没有上次快。”

  小姐问:“这次是多少只?”

  青年答:“三百七十一。”

  小姐默默算了一下,笑道:“差不多。”

  青年脱口而出:“慢了零点四一秒。”

  海鸥在天上飞,飞呀飞,天高任它飞,不成规则,不解人意,不听召唤。倘若只有三十七只,要数出来也许不难。但放大十倍,就难了,几乎不可能。因为必须要在短时间内数出来,否则队形要发生变化,队形一变化,阵容就乱了,前功尽弃。如是这般,你便成了希腊那个推巨石上山的可怜的西西弗斯了,永远要从头开始,无休无止。三百七十一只海鸥,即便画在纸上,固定不动,要用十六秒数出来都是困难的。这个速度相当于以一目十行的速度看书,还要只字不漏,目力绝非常人所有。何况现在这些海鸥正以仓皇而逃的速度振翅飞翔,其难度可想而知。

  不可思议!

  但问题似乎不在这里。问题是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奇怪的。谁会去数天上的海鸥?而他已经数了一路了,从大西洋数到太平洋,从天上数到地上,从室内数到室外。昨天早晨,大雨滂沱,东南风,他醒来时,看到舷窗玻璃上落满密密麻麻的水珠子,他几乎只看了一眼,就告诉他身边的女人,玻璃上有大小共计一百一十一粒水珠。

  这是一个怪人,他叫陈家鹄。

  他身边的小姐,严格地说已经不是小姐,他们已经成婚,是他的太太了。这是两个月前的事,他们相识已有五年之久,但婚嫁的事情似乎是在一夜之间完成的,起因是陈家鹄要回国了,他担心一身民族正气的父母大人不同意他娶这个女人,便在回国前订下终身,用中国人的话说,是先斩后奏了。

  陈家鹄回国是因为国难当头,祖国的大片山河沦陷,包括他富庶的浙江老家也已经被东洋铁蹄践踏,可他娶的这个女人,却是“铁蹄之女”——日本人!

  问题就在这里,仓促成婚正因于此。

  女人叫小泽惠子。

  二

  不论是三百七十一只海鸥,还是一百一十一粒水珠,还是其他类似的情况,惠子从来不会怀疑她丈夫报出的数字的准确度。

  “不可能出错的,不可能的,真的不可能。”她总是用这种反复、加强的口气安慰那些质疑的人,“他会穿错袜子,会认错人,但不可能算错数字,绝对不可能。”

  惠子其实不是个爱说话的人,更不爱说大话、狠话。她用温顺的表情与人交流、点头、微笑,专注的目光,因为羞涩而泛红的面颊。她像一棵小草,气质是静的,低调的,温存的。她总的说是个倾听者,面部言语丰富,说话小声小气,与她的年龄不吻合。她已经二十四岁,但诚恳、客气的举止,敛声敛气的样子,更像个十八九的少女。少不更事,弱不禁风。但说起丈夫对数字非凡的敏感和特异秉赋,她总是出言果敢,不留余地,变了个人似的。

  这是因为,她见的实在是太多太多!

  五年前,陈家鹄和惠子刚相识不久,首度相约出游,去京都。那时惠子是早稻田大学数学系二年级的学生,长她四岁的陈家鹄是同系教授炎武次二的弟子。一个偶然的机遇,他们相识了,互有好感。暑假,两人带着一种暧昧的热情去京都旅游,搭乘的是夜班火车,早晨醒来,发现连喝稀饭的钱都没了。有人趁两人熟睡之际,不客气地卷走了他们随身携带的大袋小包。他们行囊空空,饥肠辘辘,身在客乡,举目无亲,十九岁的少女,第一次出门的惠子,忍不住流下了怯弱的冷泪。她未来的丈夫却对着天空哈哈大笑道:

  “天助我矣——”

  陈家鹄这声底气十足的感慨,感慨的是,老天终于给他理由和机会,可以在他默默倾慕的女生面前露一手了。

  中国人爱赌,日本人爱嫖。但这并不是说中国人不嫖,日本人不赌。日本人照样好赌,正如中国照样暗娼遍地一样。他们走出火车站,不出一里路便发现一家赌馆。不久又有一家,一家接一家。最后,他们在旧唐太庙附近看中一家,这家赌馆是美国人开的,惠子在多年之后还记得赌馆的名称叫“纸牌王”。她未来的丈夫指着赌馆煞有介事地说:“就这儿吧。”

  “我们来这儿干吗?”

  “这是我的银行,我有巨款存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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