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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一
工人，“我们是四川的民工，我们也要说话！”工人，“我们是河北的……”记者，“不用挤，不用挤，你们这几个女同志是哪儿的？”工人，“我们几个是环卫工人，就是嶝江的。”记者，“是为夏中民的事才这么挤过来的？”工人，“人太多了，我们怕再不过来就挨不上我们说了。”记者，“没关系，说吧。”工人，“我们都不会说话，可我们有一肚子的话要说呀！我们都在嶝江大街扫了几十年了，还没见过夏书记这么好的书记。”记者，“那就说说夏书记怎么好，实话实说。”工人，“我们不会说话，可我们不会说假话。说起夏书记的好来，三天三夜也说不完。”记者，“拣要紧的说。”工人，“夏书记过年给我们拜年，八月十五给我们送月饼，下雨天给我们送雨衣，冬天给我们送棉袄。头年夏书记来看我们，跟我们握手时，见我们的手都裂了口子，登时就让人买来了护肤霜。过去天热了我们是一身臭，天冷了衣服裤子全都成了硬邦邦的，喝的是洒水车拉的水，住的是捡来的砖盖的房，上面批评下面骂，亲戚朋友面前抬不起头，现在你看看，我们像是扫大街的吗？夏书记来了，第一件事就是给我们盖澡堂，我们现在天天能洗热水澡，一年四季换四次衣服，夏书记还和我们一块儿在电视上唱环卫工人最光荣，还让我们这些老工人去北京，上天安门，看升国旗……”另一个工人，“去年还给我们上夜班的环卫工人买了人身保险，还让我们这些扫大街的集体去洗桑拿。我在嶝江扫了一辈子大街，我扫的那条街上就有一个洗桑拿的地方，我们天天在那里，年年在那里，可一次也没进去，里面是个什么样子，想也想不出来。后来夏书记就在会上说，清扫队好几百人一辈子没有一个人洗过桑拿，这真是天理不公。没多少天，真的就让我们进了桑拿房。现在想起来还像做梦一样，让我们躺在池子里直掉泪……”另一个工人，“我们不会说话，可我们心里有数。我们环卫工人有今天，一辈子都感激夏书记，感谢共产党。有这么好的书记，还不好好工作，那还是人吗？去年市里搞无偿献血，我们清扫队的全都报了名。夏书记听说了，说他心里难受，不让我们抽血。我们说，夏书记对我们环卫工人好，就是共产党对我们好，就是国家对我们好，现在国家缺血，我们不献谁献？晚上我们扫了一晚上大街，谁也没有休息，第二天早上献血车来了，围了一大片都是我们环卫工人，一上午就抽二百多人。我年龄大了，人家说我的血抽不出来了；我回家就把我儿子拉来了，我抽不出来了，就抽我儿子的。夏书记对我们这么好，这点事也做不来，良心上说得过去吗……”记者，“大家别激动，别激动，这个人是谁？”工人，“这是我们环卫局清运队的副队长，你让他给你说，他能说出来夏书记对我们工人怎么好……”副队长，“你是工人报的记者吗？”记者，“我是。”副队长，“你能为我们工人说话？能把我们说的话都能登出来？”记者，“工人报不为工人说话，还能为谁说话？”副队长，“老实说，我现在都不能相信你们了！我一直在找省报的记者，找了好半天也没找着。现在的报纸都只为当官的说话，老百姓说好的事，从来都没见你们登过……”记者，“我接受你的批评，谈谈你对夏中民的看法。”副队长，“我给你带来了两个人，都是我们清运队的。”记者，“就是这两个吗？”副队长，“年龄大的是父亲，年龄小的是儿子，还有一个母亲是扫大街的，人太多了，她没能挤过来。”记者，“你是说，他们一家都是环卫工人？”副队长，“对，他家三代都是环卫工人，爷爷也是清运队的，几年前在一次交通事故中去世了。当时夏书记调来嶝江不久。夏书记看望他家时，才发现他家一家三代拼死拼活地干，还是供不起一个大学生。他家还有一个二儿子，在夏书记的帮助下，去年研究生已经毕业，现在正在读博士。”记者，“他们家出了一个博士生？”副队长，“对。要不是夏书记，别说博士生了。他这样的家，连大学生也不会有。”记者，“往下说。”副队长中，“说了你也不相信，夏书记来他家时，当时就动了感情，他说他没想到这个家供一个大学生会这么难。当时他爷爷已经六十八岁了，还在加班加点给人家看车棚，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他父亲干两份工作，晚上搞清运，白天拉三轮。他母亲也是两份工作，晚上扫大街，白天当保姆。当哥的晚上运垃圾，白天摆菜摊。一个月下来，所有的收入加起来，多时一千挂零，少时只有六七百。那年他家的二儿子考上了师范学院，一开学各种各样的开销就好几千，然后一个月精打细算，也得五六百。爷爷去世了，一下子又花了几千块钱，这下子，孩子的上学就成了问题。亲戚朋友借遍了，有钱也不敢再借他。过年时，夏中民去了他家。十几年了，他们家冬天从来没生过火，大年初一，连一顿肉饺子也没舍得吃。房子走风漏气，外面刮大风，里面刮小风，墙上连张年画也没有。院子没有院门，屋子的门用铁丝拴住，平时家里没人，门从来都没上锁。天气实在冷得不行了，一家人就挤在炕上喝开水。初一夏书记去了，什么话也没说，把自己身上的三百多块钱全都放下然后就走了。初二夏书记又去了，带着民政局长，环卫局长，拿了两袋子白面，五斤猪肉，一桶菜籽油。夏书记对两个局长说，你们都看看，能说这样的一家人不勤快吗？不干活吗？挣钱的不干活，干活的不挣钱，这就是我们搞改革的成果？如果连这样的一家人都过不下去，连一个大学生都供不起，我们还怎么给党和老百姓交待……”记者，“后来呢？”副队长，“你让他们俩说吧。”父亲，“都解决了，都解决了，肯定是上辈子积德了，才让我们家碰见了夏书记。自那以后，我们的工资提高了，民政局也给了救济，环卫局还捐了款，我那儿子终于能上大学了。后天夏书记还带来了电视台的来，带了报社的记者来，接下来就搞了一个大讨论，还让我们上了电视。”记者，“什么大讨论？”父亲，“我记不大清了，让我儿了给你说吧。”儿子，“每天工作十多小时，每月工资一百多块，这样对待工人公平吗？”记者，“说清楚，再说一遍！”副队长，“每天工作十多小时，每月工资一百多块，这样对待工人公平吗？”…… 　　夏中民赶到会议驻地时，天气已经暗了下来。也许是人太多了，场面太混乱了，声音太嘈杂了，一直等到夏中民挤到人群最前面时，才有人发现了他。 　　夏中民无论如何也没想到会有这么多工人聚集在这里，宾馆前面的一条大街几乎完全给堵实了。 　　有人突然喊了起来，“夏市长来了！夏市长来了！”喧嚷嘈杂的人群很快静了下来，就像受到什么感染一样，整个一条街顿时悄无声息。工人们纷纷给夏中民示意，有几个女工见了夏中民，只喊了一声夏书记，就哭了起来。有几个老工人嗓音不大，但像在愤怒地诉说着什么。 　　夏中民竭力地安慰着大家，一边走，一边示意，一边向人群的最前面走去。 　　人们这时已经自动地闪开了一条路，大家都默默地注视着夏中民往前走。 　　几个摄影记者不失时机地拍摄着夏中民和群众挥手示意的情景，闪光灯把现场气氛衬托得更加沉重。 　　夏中民走到宾馆门口，大步跨上了门口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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