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大业(72)_王兴东

七十二

　　1948年11月，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发急电令北平各大专院校南迁，并给各校汇来了南迁的费用“应变费”。司徒雷登主办的燕京大学首先表示“不受时局动荡的影响，本校课业照旧进行”。北京大学教授会随之表示“本校决不迁校，将来亦不迁校”。紧接着，清华大学教授会做出了“不迁学校”的决定。北平艺专的校长徐悲鸿则明确表示，他本人不离开北平，北平艺专决不南迁。11月24日，教育部督学黄曾樾受教育部长朱家骅之托来到北平，鼓动如簧之舌，与各国立大学校长交换意见，最后只有东北四个大学的校长允做内迁准备。深感失望的黄曾樾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北平是东方唯一文化古城，是世界著名的艺术宝库，相信在贤明的军政当局保护之下，北平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石，绝不会受到损失。并且希望人民本着爱文化艺术的心理，不要使这座文化古城受到丝毫的损失。”

　　在迁校不成的情况下，国民党政府开始筹划“抢救”平津文化教育界名流。“抢救”的范围是四类人员：一、各院校馆所行政负责人；二、因政治关系必离者；三、中央研究院院士；四、在学术上有贡献者。蒋介石亲自指定国民党青年部部长陈雪屏、自己的儿子蒋经国、曾任北大校长的傅斯年组成三人小组负责此事。陈雪屏飞到北平，到处游说，发急电数十个，但“未获一复”。

　　与此同时，中共北平地下党负责人刘仁指示成立统一的“迎接北平解放指挥部”，加强宣传共产党的政策，打消人们对共产党的怀疑甚至恐惧。他对中共北平学委和各高校地下党组织布置任务，要求他们将所有的大学完好无损地保留下来，争取把对国家和人民有贡献的教授、学者、专家全部留下来。

　　为了争取这些人才，共产党和国民党进行了一场拔河赛。

　　关于自己的去向，胡适也一直在想。他的得意门生吴晗告诉他，见到毛泽东时，毛泽东说北平解放后，可以让胡适当北平图书馆的馆长。北大地下党一直在做他的工作，甚至通过他的同乡、牌友郑昕劝他留下来。有个亮出了中共党员身份的学生当面告诉他，昨夜延安广播电台曾对他专线广播，希望他不要走，北平解放后，将任命他为北大校长兼北平图书馆的馆长。他笑着问：“他们会用我吗？”

　　1948年12月上旬，胡适还泰然自若地做着他的北京大学校长。天天照常到校办公，筹备着12月17日北京大学50年校庆的各种事宜，编辑着50年校庆的纪念论文集，举办了《水经注》的版本展览。他还委托北大工学院院长马大猷制造了一台被称为“九头鸟”的广播器，准备在校庆时向全市的教育界作广播演说。

　　1948年12月12日下午3点，一辆黑色的别克牌轿车驶进东厂胡同，停在胡适寓所门口。国民党大员陶希圣风尘仆仆地拜访了胡适。

　　陶希圣49岁，名汇曾，字希圣，湖北黄冈人。曾在复旦大学、劳动大学、暨南大学、中国公学、上海法学院、中央大学、北京大学等学校任教。1939年8月，任汪伪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兼中央宣传部部长。1941年任蒋介石侍从秘书，起草《中国之命运》，并任《中央日报》总主笔，成为国民党权威理论家。1947年，兼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并当选为立法院立法委员。

　　“适之先生，我是奉总统之命今天专程从南京来的，特敦请你南下。”

　　“谢谢总统的抬爱。再过5天，就是北京大学50周年校庆了。适之现在正忙于筹备校庆，忙得不可开交，”胡适指了指桌上堆积的文稿，“实在是走不开呀。”

　　“总统让我告诉你，请你接翁文灝任行政院长，并说所有政务委员与各部会首长都由你定，他概不干涉。”

　　“适之德薄才鲜，难当此任。”

　　“请适之先生万勿推辞。总统很后悔他当初服从众议当了总统，而没有让你出任。后来，又没有请你出任行政院长。”

　　蒋介石当总统后，在国民党内部讨论行政院长人选时，他提出张群和何应钦两个人选。有人问：“为什么不提胡适之？”蒋介石说：“书生不能办事。”有人提何应钦，蒋介石说：“他要负责军事。”这样，当然就是张群了。

　　面对旧话的提出，胡适沉思了一会儿。

　　“请希圣先生转告总统，谢谢他的美意。可惜，我实在没有力量接受这个使命。”

　　当天晚上，胡适在日记中写道：“陶希圣从南京来，奉有使命来看我。可惜我没有力量接受这个使命。”

　　12月13日早晨和中午，胡适各收到一封蒋介石的电报，都说时间紧迫，不容再拖延，将再次派出专机云云。语气已不容他再拒绝。

　　当晚，胡适正在灯下写着对《水经注》的研究文章。

　　“先生，电报！”男仆老王走进来说。

　　“谢谢！”胡适接过电报，看了起来。

　　这封电报是南京政府教育部的，说次日就派一架飞机来接他，并要他偕同清华大学的陈寅恪先生一同南下。

　　胡适知道，这是他必须走的时候了。他当即给北大的教授汤用彤、郑天挺写了一个便笺：

　　今早及今午连接政府几个电报要我即南去。我就毫无准备地走了。一切的事，只好拜托你们几位同事维持。我虽在远，决不忘掉北大。

　　[选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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