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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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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警察显得很有耐心:"你们的票是怎么来的?总不会是自己排队买的吧?" 罗芸和颜悦色地解释:"我们是等退票等来的,那伙人中间好象有两个没来,就把票退给了我们。" 女警察绷着脸道:"你们放老实点儿,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周晓白笑了:"哟,不就是个派出所吗?又不是公安部,吓唬谁呢?" "一个女孩子,应该自重点儿,和那些小流氓混在一起,你不脸红吗?"女警察用手里的笔敲着桌子教训着。 罗芸也翻了脸:"你说话客气点儿,别张嘴闭嘴的流氓,不然我去你们分局军代表那儿告你。" 男警察连忙打圆场:"如果我们有违反政策的地方,你们当然可以向上级机关反映,但是你们今天必须要说清楚,刚才在剧院打架行凶的人是谁,在哪里住?" 周晓白不耐烦地说:"不知道,不知道。" 男警察道:"我们公安机关是不会冤枉好人的,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你们和刚才打架的那伙流氓是一起的。" "那就拿出证据来。"罗芸大声说。 男警察的态度还是很和气:"剧场的工作人员看见你们坐在一起,还有说有笑的,这就是人证。其实,只要你们说出那伙流氓的姓名、地址,我马上放你们走,也不会和你们家长说。" 周晓白懒得再解释了:"我们真的不认识那些人,想怎么样你就看着办吧。" 女警察合上记录本:"既然你们不说,那我只好送你们去分局拘留所了,由预审科的同志来问你们吧。"她站了起来准备打电话。 周晓白没想到警察会拘留她们,她无奈地使出最后一招:"我要给我爸爸打个电话。" 男警察很惊讶:"你爸爸是谁……" 周晓白平时很鄙视干部子女们动不动就炫耀父母的地位,她认为这很庸俗,可是今天她也只好使用这一招,她看出来了,警察们还真不是吓唬她们。周晓白有些害怕了,她把父亲的秘书刘全的电话号码告诉了警察。 刘秘书跟随周镇南很多年了,几乎是看着周晓白长大的,以他的办事能力处理这类小事自然是游刃有余。没过多久,一辆黑色的"吉姆"轿车就停在了派出所门前,身穿军装的刘秘书和派出所所长交谈了一会儿,事情就解决了。周晓白和罗芸昂着头坐进轿车,派出所所长一个劲儿向刘秘书道歉,殷勤地将他们送出大门,汽车已经开出很远了,周晓白回头望去,见那几个警察还站在那里。 最使周晓白愤怒的是,她为钟跃民蒙受了这么多不白之冤,钟跃民不但连句客气话都没有,连面都不露了,这个人似乎失踪了。 钟跃民正忙着呢,小混蛋和李奎勇在天桥剧场成功地突出重围,这件事第二天就传遍京城,而且添加了很多演义的色彩,总之,小混蛋成了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赵子龙,京城的"老兵"们面子栽大了。钟跃民和张海洋咽不下这口气,他俩绞尽脑汁地准备独自收拾小混蛋。 钟跃民自从上次在玉渊潭公园和李奎勇闹翻后,便把李奎勇也当成了仇人,早把以前的 哥们儿义气抛在脑后,他多次向张海洋说,再碰见李奎勇,非插了他不可。 而张海洋早就明白李奎勇的价值,他知道小混蛋这类人是不会回家住的,他肯定有自已的秘密落脚处,只要发现这个地方,事情就可以结束了。李奎勇肯定知道小混蛋的住处,所以,当他得知钟跃民约李奎勇在玉渊潭公园见面时,就预先安排了两个人在附近守候,当钟跃民和李奎勇谈崩了,两人不欢而散时,李奎勇已经被盯上了。 张海洋没费什么事就发现了小混蛋的藏身之处,按照计划,他和钟跃民该行动了。 李奎勇住在宣武区南横街一带的一个很破烂的院子里,这个大杂院里住着至少有十几户人家,李奎勇一家七口住着两间东房,北京的平房面积很小,这两间房其实总共只有十四平方米,屋子里没地方摆放家具,只能把有限的面积用于睡觉,所以他家的一切活动都是在床上进行。当然,说床还不太准确,他家根本买不起床,只是用木板和红砖支起的大通铺,全家的换洗衣服都放在几口木箱里,木箱放在铺板上靠墙一侧,三只箱子就能摞到天花板了。吃饭时用炕桌,他家老爷子活着的时候,坐在炕桌前盘腿吃饭,李奎勇是长子,被允许坐在炕桌前,他妈和一群弟弟妹妹只有蹲在地上吃饭的份儿,李奎勇是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长大的。 李奎勇的父亲李顺发早年从沧州逃荒来到京城,一个逃荒的农民没什么手艺,除了一身力气一无所有,因此拉黄包车成了首选的职业。不过一踏进这行再想改行就难了,这种职业的人本来是娶不起老婆的,他们是真正的无产者,家无隔夜粮,这话决不是夸张,干这行的人每天的饭食全凭当天挣,一天不干活就非饿肚子不可。要不是解放,李顺发这辈子也就打光棍算了,要真是这样,也就轮不上李奎勇来到这个世界上拔份儿了。1949年对于李顺发来说可是个重要的分水岭,李顺发五一年回家乡领来个乡下丫头成了亲,五二年就有了李奎勇,从此这个家庭每年都要添一个孩子,每增加一个孩子,李家的生活水平就下降一截,这似乎是个规律,人越穷越生孩子,而越生孩子越穷,一旦进入这个怪圈,就再也没有好日子过了。李顺发夫妇一共生了九胎,活下来六个,所以李奎勇有三个弟弟和两个妹妹。 李顺发解放后不用再拉黄包车了,他参加了三轮车联社,蹬上了平板三轮车,北京人戏称这行为"板儿爷",大概就是从平板三轮车上的那块木板得的名,三轮车的俗称就叫"板儿车"。李顺发在五十年代中期定了五十六元的工资,当时他还挺知足,五十年代的物价很便宜,一个人养一大家子不算太难,可是后来日子就越过越紧了,尤其是三年困难时期,大学教授都吃不饱,何况李顺发家了,李顺发的身体就是那时垮下来的。蹬板儿车这行需要体力,当时的汽车很少,货运主要靠三轮车,蹬板儿车的人除了要远距离蹬车,还要负责装卸货物,体力消耗极大。困难时期李顺发一家的日子真有点儿过不下去了,李顺发眼看着没有工作的老婆和一大群嗷嗷待哺的孩子,简直束手无策,他唯一能做的,只有勒紧腰带。等三年困难时期过去了,李顺发的身体也垮了,老天爷一点儿也不怜悯这个多灾多难的家庭,1965年春节刚过,李顺发就撒手归去,他死于肾衰竭和心脏病等多种并发症。 父亲一死,李奎勇成了这个家庭的主心骨,幸亏是社会主义国家,李顺发的单位按规定承担抚恤金的发放。穷人家的孩子的确是早当家,李奎勇虽然还没有工作,他却承担起管理全家经济来源的责任。连他的母亲买菜也得向长子要钱,在这个家里,弟弟妹妹们可以不听母亲的话,却不敢不听大哥的话。大哥的话是一言九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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