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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妤散文两篇欣赏
作者：佚名
——导读
幻觉
小时候，父亲常常对我们说：
“你们三个孩子，都是拣来的，只是拣的方式不同罢了。”
弟弟妹妹便着急起来，争着问：
“怎么不同呢？我是在哪儿被妈妈拣到的？”
父亲笑着对妹妹说：
“你呀，是妈妈在小河边洗衣服时，一个从上游漂来的木盆把你送到妈妈手里的。”
然后拉过弟弟的手，说：
“你呢，是八月十五涨大潮之后，在咱们家后面的海滩上拣到的。你躺在那里哭呀踢呀，弄得满脸满身都是泥！”
我知道父亲要编排我什么，赶紧连声抗议：
“我不是从山上的石头缝里长出来的！我是外婆的孩子，所以我是外婆生的！”
那时我有七八岁了，却仍然相信自己是外婆的孩子。因为外婆一向爱我疼我待我如晚年生养的幼女，她虽已故去一年多了，我却仍然自视是她的孩子。
而弟弟妹妹就会拍着小手嘲笑我：
“姐姐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姐姐是一棵草！”
我不喜欢人家说我是草，更不喜欢和弟弟妹妹不一样。弟弟妹妹都是河里海里漂来的，都是和清爽美丽的水有关的。而我呢，一棵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丑丑的、瘦瘦的、可怜巴巴的草！
但是说来也奇怪，我后来果然是偏爱在山坡上、菜地里播种浇灌，而不喜欢在河里、海里泅水划船的。
我这个海边人甚至有些怕水。
我的性情呢，似乎也偏于厚重呆板的一类，不够灵动、不够活泛。熟悉我的朋友有的说我憨，有的说我死心眼儿。
所以有时我会顿生幻觉，以为自己真是山上石头缝里走出来的。尤其当胸腔里的那颗心被生活打磨得越来越冰凉、越来越坚硬的时候。
当然更多的时候我知道自己是什么。因为更多的时候，我是那么害怕人性中的荒芜与丑陋，而强烈地渴望温情与友爱，渴望超越与升华，并由此萌生了以笔为戎，为苍凉的人性加温，为黯淡的人生着色，并竭尽所能为“仅此一次”的存在再绘一个幻想世界的愿望。虽然我知道这其实仍是西绪弗斯式的无望劳作。
这最后一句话无意中又证实了那个关于出身的幻觉——西绪弗斯苍凉却美丽的劳作正是以高山和巨石为前提的。
追忆尴尬青春
近来不知为什么思绪常常回到二十年前。二十年前我没有这样憔悴苍老欲说还休。那时我蓬勃美丽遐想连天，然而十六岁的心里也常设想人近中年。人近中年也许温文尔雅博学风趣；也许子女绕膝欢声满堂；也许浪迹天涯自得其乐。最常闪过的“蓝图”是时而臂带红箍威风凛凛，时而如狗蜷缩任人踢斗。更记得类似场面常常出现在梦中，于是每回醒来都发怔发呆蓦地骇出一身冷汗。
现在的少女也许不相信二十年前的少女对于人生的幻想竟搀杂了如此隐忧，就像如今十一二岁便忙着递条子、谈爱情的女孩子很难想象二十年前的少女们如何以与男生搭腔为耻辱。虽然艰难虽然曲折时代毕竟往前走了，现在的少男少女当然有资格嘲笑二十年前连作梦都或振臂高呼或簌簌发抖的他们的同类。
嘲笑不止发自他们。连自己都常常翻出旧事来嘲笑一通怜悯一通。
虽然毕竟是自己的青春。虽然毕竟是万劫不复的唯一青春。
万劫不复的唯一青春竟然曾经一天一天在猪圈里打发。从小当惯了的好孩子、乖孩子使班主任无法承受一夜间的突然叛逆：那一天我和女同学们集体逃学。我们在街上闲逛。我们到照相馆里忸怩。我们把屁股钉在海边的岩石上又唱又闹直至天黑。天黑后回到家里却仍然意犹未尽，于是相约明天到学校打个照面仍旧出来挥霍青春。
第二天刚进校门班主任就把我截住。他露出不常露出的牙齿狠狠地朝我笑。他让我和他一起坐到篮球架下平等得像一对师兄妹，然后他以布道者的声音魅力十足地告诉我，一个五科全优的优等生逃学旷课是多么荒唐的事，一个校长千金和一群市井小民的孩子混在一起是多么可笑的事。
我很想指出他的说法大谬不然。课堂上他曾经多么激烈地批判臭老九而起劲赞扬市井小民。然而我忍了忍终于没有开口。因为我知道他此时说的发自肺腑。虽然我父亲其时已不是校长而是靠边站的反动权威。
也许是他的布道娓娓动人如同记忆中慈祥的老牧师，也许是当惯了好孩子的我再度体会到老师的一片苦心，我终于缴械投降向他保证从此再不逃学旷课、再不伙同同学荒唐胡闹。
班主任于是满意地笑起来。他拍拍我的肩膀慨然长叹：
也难为你了，目前的教学你也确实“吃不饱”。这样吧你干脆活学活用为人民服务吧，你把学校的猪接过来喂。
我至今不知道我的这位老师是确实湖涂还是难得糊涂，或者他认为喂猪总比逃学旷课强？
总之我是乖乖地听从了老师的建议。从此我每天早晨到校，切猪菜，煮猪食，喂完一栏猪才坐下来吃早餐。中午晚上亦复如是。
假期里学校食堂没有泔水剩饭，我甚至从镇上搜集了泔水，天天老远地挑到学校来。
我甚至真心爱起手下这一只只哼哼叽叽的猪猡来。下课后我常常独自跑到后山腰上的猪圈来，坐在围墙上久久凝视我的猪部下，把少女迷人的一腔惆怅贡献给它们。
奈何猪猡并不领情。纵然我起早贪黑，百般照顾全心饲弄，猪锣们并不长膘。它们只是一味地瘦下去，瘦下去。
瘦到最后猪栏里只剩下两头猪。一老一小，一黑一白。只有不长膘是一样的。它们全都瘦得脊梁高耸，肚皮耷拉。
但它们的倔强精神令我感动。一直到我毕业离校，它们仍旧虽然半死不活却坚韧顽强地在我这外行人的黑手下生存着。
猪圈里只剩下两头猪的时候我的活儿已丧失大半。我的时间重新丰饶起来，无处打发起来。校门口的田径场已深耕细犁翻成了一片高粱园，虽然那高粱一棵棵长得和我手下的猪一样蔫不拉叽半死不活。教室边的篮球场晒满了稻谷、花生、番薯丝，成了抓革命、促生产的永久场地。图书馆里两间书库早已封存，剩在架上的除了选集便是语录，连《高玉宝》、《欧阳海之歌》也成了毒草被封在苍黄神秘的书库里。放了学没有任何功课压力的同学们除了“深挖洞、广积粮”外别无消遣。
我不愿意钻在黑黝黝、湿乎乎的防空洞里往外运黏土，而且我的天性更愿意孤独一人放浪山野。我知道地理老师手里还有一老一小两头黄牛，于是我自动请战，以老牌猪倌身份兼任了放牛娃。
接管了一老一小两头黄牛，我才知道生活原来还有比喂猪更好的！两头牛黄灿灿、精神神、温顺美丽令我心花怒放。每天下午我离开教室便和它们厮守一起。我带它们到学校后面的山坡上，看它们低头吃草，听它们哞哞叫唤，觉得生活平和极了、可爱极了。
躺在山坡上，枕着闽南大地的红土，享受着海边自由潮润的风，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曾经思想，如何思想。我只记得有时我心花怒放，仿佛整个世界都在我面前，都在等待我的首肯；有时则惆怅莫名，见风流泪，见蚁生怜。
后来是突然惊骇于我的黄牛身上原来长满了牛虻，于是我一心一意捉拿起它们来。记得整整一周我都沉浸在这种单调肮脏的工作里。现在回想那股专心致志搜寻捕捉的劲头，实在比专家学者治学还急迫还严谨。
遗憾的是当时生活太窘迫，同学中竟无一人有照相机可以让我把这捉拿牛虻的场面拍下来。儿子稍长时如果对我的叙述提出质疑（但愿他有条件质疑），我如何向他证明这一代人的辛酸与尴尬呢？
常常有文学青年跑来问我，你是否从小喜欢文学酷爱写作？我说“不”的时候他们常常面露惶惑。他们很难相信整个中学时代我最痛恨的就是语文。我至今清楚地记得当语文老师在讲台上严严谨谨、战战兢兢地念讲义的时候我心里多么可怜他们。我永远忘不了那个瘦瘦长长的谭老师越紧张越舌头打滑念错重要地方时，立刻有同学起立高呼：“打倒反动教师谭××！”“谭××污蔑伟大领袖，罪该万死！”讲台上的老师登时面色如土，冷汗淋漓。他一面哈腰一面不住声地说：“我该死，我该死！我不是有意的。我该死，我该死！”直至循声而来的贫宣队把他揪出教室，他还在不停地哈腰，不停地诅咒自己……
也许这一幕太清晰太深切了，我无法轻轻抹掉它，整个中学时代我一上语文课心里就会一阵痉挛。那个面色如土冷汗淋漓的谭老师总在我眼前晃动。我诅咒起这门课，诅咒用语言而不是用公式表达的一切来。我越来越相信：文史课学得越好越有可能当反革命。只有数理化给人以安全。冰冷呆板的数理化决不会给你带来麻烦。
谭老师的后任常常奇怪一向是好学生的我为什么要课堂上常常不是打瞌睡就是演算数学题。他们甚至向我母亲谈过此事。我的母亲问我时，我潇洒地耸耸肩，说：
这个嘛，是桩小小的秘密。
这个秘密就是告别语言，告别感情，告别色彩，走进冰冷呆板的世界。我当时虽然幼稚简单但我一定已经意识到此事的沉重，因为我耸完肩转过身去眼圈就红了。我的心里翻腾起从未有过的辛酸。
生活的荒谬性、不可预见性常令人大惑不解。当年对文史课深恶痛绝的我若干年后竟然操起笔来舞文弄墨。而且如此选择仍旧是历史的规定：插队四年，荒废了学业与青春的我们除了与文学握手言欢别无他法。历史扔给我们的数理化又由历史拿走了。甚至是，经历了那段尴尬岁月的一代人比谁都更急于表达。虽然他们对谭老师记忆犹新，虽然他们不知道前方是鲜花还是荆棘。
（以上两篇均选自《斯妤作品精华散文卷》中国青年出版社个别字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