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不见其人 但闻其“声”
作者：朱建清
揭露资产阶级政客间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相互倾轧，从而揭露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虚伪性和欺骗性，是这篇小说的主题。一般表现这样重大的主题，都要通过对主要人物的正面刻画来完成，但是作者却一反常态，将主要人物——伍德福、霍夫曼置于幕后，对他们未作任何的正面描绘和叙述，而是通过他们制造的一个个骇人听闻的“新闻”和用心险恶的闹剧，来显示愈演愈烈的竞选进程，通过对“我”的由“得意”到“动摇”、“放弃”的心理反应的叙述，来揭示竞选对手的用心之阴险毒辣，最终揭示全文的主题。综观全文，主要人物可以说是不见其人，但闻其“声”。这篇小说采用了什么样的表现手法?就塑造人物形象而言，主要采用了侧面描写。
事物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所谓间接描写(侧面描写)就是巧妙地利用这种关系，以写“此”来反映“彼”的一种方法。具体地说，是指对描写的对象不作正面的描绘，而从其他人物、事物的描绘、渲染中，烘托描写的对象，从而获得独特艺术效果的方法。
显然，这种特殊的表现手法，使小说的主题得到了更充分的体现，人物形象也更具广度和深度。请看：
当“我”为自己的好名声“得意”，并为自己的名字与“那些人”相提并论地到处传播而“烦乱”时，造谣围攻开始了。“伪证罪”、“偷窃罪”的指控，使“我”诧异得要“爆炸”，拿起报纸就“提心吊胆”，这是一个“正派”的人对无耻之徒的始料未及的卑劣行径的必然反应；诽谤罪的强加和酗酒成性的人身攻击，已使“我”敏感的神经逐渐变得迟钝，竟至于对所加的“酒疯子吐温先生”的诨名“毫不感到苦恼”，可见老实的“我”已陷入无可奈何的麻木的状态中；接踵而至的是大量的匿名信和贿赂罪、讹诈罪的控诉，它们已使“我”“深感羞辱”，鼎沸的舆论，使“我”准备作出“答复”，但烧毁疯人院、为财产而毒死叔叔、以权谋私等罪状的控诉，旋即又使“我”陷入“恐慌”的境地，并对竞选开始动摇；最后的一幕闹剧——九儿寻父，彻底击毁了“我”的心理防线，“我偃旗息鼓，甘拜下风”，最终放弃了竞选。
自始至终，竞选对手都处在暗处，未粉墨登场，与“我”作正面交锋，但是他们为达政治目的而不择手段的低劣人格、阴险歹毒之心，通过对“我”心理活动的描述，被映照得彻彻底底，资本主义民主的虚伪性的主题也因此被诠释得清清楚楚，而且虽不着一言一行，但读者可以凭借想象，赋予他们以更完整、更鲜明的形象，可以凭借思索，更深切地体会资产阶级“言论自由”是何其虚伪和荒唐!可以说，这种对主要人物作间接的刻画、曲折的揭示的方法，能够给读者提供足够大的空间，无疑有助于读者根据自己的积累和体验，对文章作个性化的理解，使人物形象更具内涵，也使文章更耐人寻味。
由此看来，间接描写、侧面表达的作用是相当大的。那么我们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运用侧面描写的方法呢?
当正面叙述描绘人物事件难以使主题深刻时，我们可以尝试转换视角，从侧面或反面作表达，也许就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试想一下，如果《竞选州长》采用正面描写，让伍德福、霍夫曼走到前台，人物形象是具体了，但小说的主题也因失去了反映主题的特殊视角而失去了它的深刻性。也就是说，有时候从侧面的角度去叙述人物事件往往可能是揭示事件意义、折射人物思想的最佳视角。
“文以曲为美”。当我们追求语言的含蓄，追求令人回味的表达效果时，我们可以尝试对叙述描写的对象作间接的揭示。汉乐府民歌《陌上桑》对罗敷的外貌美是这样描写的：“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绡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作者通过描写行者、少年、耕者；锄者见到罗敷时的惊叹、赞赏、痴迷等各种反应，把读者的联想延伸、扩散到篇外，充分地调动起读者的丰富想象力，从而产生一种“揽之若无，思之则有”的审美效果，使罗敷的美耐人寻味。
当我们要充分揭示叙述描写对象的特征内涵时，运用侧面描写往往是对正面描写的有益补充。也就是说，正面描写和侧面描写相结合，有利于我们全面而深刻地反映生活，有利于我们在绘景记事写人时，既多角度地揭示对象的特征内涵，又不失时机地书写自己的主观感受，从而使文章内容充实，形象丰满，感情鲜明。还记得《春》里的“春花图”吗?“桃树、杏树、梨树，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开满了花赶趟儿。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这是正面描写；“闭了眼，树上仿佛已经满是桃儿、杏儿、梨儿”，这是侧面烘托，是眼前的花儿带给作者的自然的联想。两者结合，作者勾画的是一幅色彩艳丽、生机盎然的百花争春图!其喜爱之情洋溢在字里行间。
当叙述描写的对象难以作正面叙述描写时，也可以从侧面进行烘托。清代文学家刘熙载说：“山之精神写不出，以烟霞写之；春之精神写不出，以草木写之。”他讲的就是这种情况。
表现手法的作用之一，就在于使文章获得最佳的表现视角，从而使文章取得最佳的表达效果。侧面描写的作用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