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1期

　　那年夏天，我从北京参加一个会议回来。乘的是软卧。那趟车于傍晚时分由北京站开出，将于翌日中午抵达合肥。
　　时值酷暑季节，软卧车厢配有空调，让人感觉还是很舒服的。我是下铺，对面是一位老人。他的衣着很简朴，模样像个农民，我便有些奇怪，那年月坐软卧是要凭什么特残证明的。心想这老人大概有什么人在北京，否则进不了这种车厢的。
　　在老人上铺的是一个戴眼镜的、长得斯文的青年。这个人一上车就躺在床上看书，好像还是本英文书。那位老人呢，原先也是躺着的，却一直沉默着。
　　这样半个小时之后，我便觉得有些寂寞了，主动和那个青年说起话来。我问他到哪里，他说：“合肥。”他说他是从日本来的，到中国科技大学当访问学者。而且，他笑容可掬地表示自己的汉语水平有限，说得不好，问我能否与他用英语交谈。我说：“那就更不行了，我的那点英语早就还给老师了。”青年听了我这句话表情有些尴尬——我这点幽默他显然没听懂。对面的那个老人似乎下意识地插了句：“我们最好都别说。”听口音他是安徽人。说完，老人沉着脸望向窗外，以后就一直坐在狭窄的过道上。这让我有些不悦。列车是公共场所，旅行中的交谈应该是很正常的事，这老头儿也真是太奇怪了。不过，即使老人不说什么，我们这个车厢也照样是沉闷的。
　　不久，列车停靠在天津站，老人下车站了一会儿，顺便从月台上买了点当地特产。夜渐深了，我感到有些疲乏，便无话找话地问道：“几点了?”老人亮出藏在衬衫下的一块“劳力士”手表，说：“刚过一点。”我着实有些吃惊，无法对老人的身份作出判断，但我更好奇了。我想我应该趁着他的情绪好的时候同他聊上几句，就问：“您是从北京探亲回来?”老人说：“我路过北京，回安徽舒城老家探亲。我是从那边来的。”我这才明白，他是位“台胞”，或许是从前的国民党老兵吧!我没敢问，只说：“有很多年没回来了吧?”老人说：“40年了。”列车在这一时刻开动了，灯光忽明忽暗地照在老人的脸上，但我还是能看见他的表情显得很复杂。他沉默了，我也不便再多问什么。
　　列车在漆黑的原野上奔驰着。发出的声响却异常空洞而悠远。老人打了一个哈欠，却仍然坐着。我便说：“您去睡会儿吧，到合肥还有10个小时呢。”老人摇摇头，用很低沉的声音说：“我头上睡着一个日本人。我不能睡在日本人的下面。”我心里剧烈地一颤：原来是这样!
　　这件事已经过去十多年了，却完整地保存在我的记忆里，一点颜色也没有褪去。很多次，都从我的记忆深处泛起。
　　选自《我的生命我的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