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2年第2期

　　人们常说：“生姜还是老的辣”，这句话用在苏洵身上是再恰当不过了。相传苏洵27岁才发愤读书，他在科场上不得意之后，便再度悉心攻读六经百家，并烧去这以前所写的全部文稿，重新立言，终于成了“策论”大家。《六国论》一文，就是为仁宗皇帝看重的《权书》中的一篇。作者借六国赂秦破灭的历史，讽刺北宋王朝贿赂辽、西夏的不当，真是一语中的。
　　清人刘熙载在《艺概·经义概》中讲到论文的主脑时说：“凡作一文，其用意俱要可以一言蔽之。扩之则为千万言，约之则为一言，所谓主脑者是也。”苏洵的文章开篇提出问题，一言以蔽之曰：“弊在赂秦”，做到了以约驭繁。作者并不为纷乱的六国史实所惑，而是从对待秦国的态度上，将六国分为赂秦与不赂秦两大类；而不赂者，又分为“与秦”和“用武不终”两类，这样就形成了“宝塔”之势，使立论做到了既有丰富深广的基础，又有旷远超拔的高度。仅开篇一个自然段，就把文章的网织得如此经纬严密，初具无可辩驳的逻辑力量。
　　文章的第二、三、四自然段为展开论证部分，文章紧承开篇的立论，转“怯”为“驰”，细细劝导，娓娓道来。既分陈了利害得失，又调动了我们读者的感情。文章这样写道：“较秦之所得，与战胜而得者，其实百倍。诸侯之所亡，与战败而亡者，其实亦百倍。则秦之所大欲，诸侯之所大患，固不在战矣。”这既是事实论证，又是数据说明，当中的利害得失，即使愚痴者也能听得明白。文章又写道：“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斩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孙视之不甚惜，举以予人，如弃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起视四境，而秦兵又至矣。”这正所谓创业难，而守城也不易啊!试问：不能“守其土”的楚、韩、魏三国的君主臣民，在国土沦陷、生灵涂炭之际，能不仰天长叹，感到愧对列祖列宗吗?到这里，文章的气势由驰而怯，笔触由横到纵，进一步指出严重的后果。文章这样写道：“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无厌，奉之弥繁，侵之愈急”。由此可见，“赂秦”是赂不来“安寝”的。接着作者又援古证今，这样写道：“以地事秦，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从而再次印证了“弊在赂秦”的中心论点。
　　上一段是对“赂秦而力亏”的楚、韩、魏三国而言的，那么，不曾“赂秦”的齐、燕、赵三国又将如何呢?作者不待别人提问，早已自设其问了。这样自问自答，使读者有闲暇来静静地回顾历史：齐，是大国，是“合纵连横”双方争夺的中心，这就是苏秦说楚威王所说的“纵则楚王”(是说一定要建立齐楚连盟)，“横则秦帝”(是说秦国也不可放过齐秦合作)。但是，举足轻重的齐国，却来了个“与嬴而不助五国”的态度，当然也就不免于灭亡了。“燕虽小国”，然而“义不赂秦”，秦亦不敢轻燕，这才有秦将樊於期避患于燕之事。可惜的是，燕太子“以荆卿为计”，又不等荆柯作好准备，从而促成了易水的“永别”，加速了自身家园的灭亡，实在是令人痛心的事!赵君有远略，“能守其土，义不赂秦”，“尝五战于秦，二败而三胜，后秦击赵者再，李牧连之”，这都是“用兵之效”。况且，赵国在韩、魏已经灭亡之后，能以疲兵独挫秦虎狼之威，直至坚持到最后灭亡，实在是可歌可泣的。再说，如果不是“牧以谗诛”，邯郸又怎么会成为秦国属下的州郡呢?文章到这里，作者借势来了个让步假设，以启发读者作进一步推想：“向使三国各爱其地，齐人勿附于秦，刺客不行，良将犹在”，这足以令秦国伤透脑筋!这样以退为进，厚积薄发的笔锋，使文章力透纸背。
　　以下是解决问题的第五、六两个自然段，作者综合“赂”与“不赂”这两种情况，帮助我们完成了上述推想。文章写道：“以赂秦之地，封天下之谋臣；以事秦之心，礼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又写道：“有如此之势，而为秦人积威之所劫”，这怎能不叫后人扼腕叹嗟?行文到此，由论史转为献策，提醒“为国者”注意：“无使为积威之所劫哉!”北宋与六国类比，辽、西夏与秦类比，同中有异。作者在求同之余，继而求异，使文章气势在停滞之后又陡转流畅，文中这样写道：“苟以天下之大，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国下矣”。意在进谏北宋统治者不要再向辽、西夏妥协，而应团结上下，以国运为重，抵御外侮。由于作者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感情显得尤为真挚，给本来是理性极强的文章，涂上了浓重的感情色彩。
　　尽管作者带有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论述六国灭亡的原因未免限于片面，对秦统一六国的历史意义也缺乏正确的认识，但是，苏洵的文章纵横恣肆，用语劲健，堪为后世文法。全文既用比喻来增强语言的形象性，又用设问来加强语言的生动性，还用对比来加深说理的透彻性，特别是骈散并用、对偶工巧、表现力强的句子，使全文气韵流动，畅达透辟，开合自如，如兵随将去，散而不乱。条理清楚，文采斐然。读来琅琅上口，想来头头是道。苏洵文章的老成厚道，由此可见一斑!
　　苏辙曾用父亲的旧题，作过《六国论》，认为“六国之灭”，只在于“不知天下之势”，未能“厚韩亲魏以换秦”，于互相残杀之中，让秦“因利乘便”了。这种说法未免只注意现象，未及实质；清代的李桢，也有一篇《六国论》，则认为“六国者皆欲为秦所为”，而“秦独为之”，是“得天助”，这种说法又未免陷入“王权神授”的俗套。只有苏洵的《六国论》：以一锤定音之势，揭示文章的主旨；以分陈得失之差，震惊认识上的糊涂；以先辈创业之难，激发悔恨之情；以不得安寝之危，警觉颟顸之心；以暴秦无厌之欲，告诫赂秦之人；以古语今事之理，晓谕妥协的人们；以史实的诉说，龟鉴当朝的政治；以大小上下之别，提请当局的定夺……娓娓道来，而又振聋发聩，句句在理，而又苦口婆心。所以，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在《苏明允哀词》中极力称扬苏洵之为文，“烦能不乱，肆能不流。其雄壮俊伟，若决江河而下也；其辉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我以为这些言词并没有多少虚妄的成分。
　　总之，苏洵的《六国论》老辣犀利，博辩宏伟，严谨缜密，文采斐然，很有战国纵横家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