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2年第2期

　　知足常乐
　　
　　古人提过这样的警句：“知足知不足，有为有弗为”，是值得深深吟味的哲理。
　　知足常乐，有所不为，是古代达人所持的做人态度。但是醉心于名利者就不是这样想了，他们营营役役，很难有满足之日，明知难有作为，也要以有所为的心态去奔赴。也许就是这种追求的精神，能促成事业，也促进社会充满生机罢?
　　说来却也有另一种情况，当处于世局纷乱，无所适从，苦闷彷徨，难以自解之时，知足不失为一种药方，有所不为也不失为自处之道，而且是养生之道。
　　养生，是与知足相联系的。《老子》一书的五十章中提过养生之法：“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动之死地，亦十有三。”
　　老子“十有三”之说是指什么呢?实指十三。他认为每个人都有七情六欲，合起来就是十三。七情六欲可以养生，也可以致死。作为人，有谁能不具有七情六欲以生存呢？如果失掉了七情六欲，就无异于植物人，虽生犹死了。但是情欲确可养生，却不能过分放纵，否则就是自戕。凡是“欲壑难填”的人，是不知足的。《红楼梦》第一回的《好了歌》就是讽劝不知足者，以求财为例，“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什么都完了。香港有两位富豪，苦心孤诣，日夜辛劳，为追求财富积劳成疾，一个猝死于太平洋的轮船上，一位以不治之症死于私家医院中，平生积聚的钱财，一文都带不去。“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对七情六欲加以调节与控制，就是知足的反映，符合养生之道。以愤怒、暴怒而言，是情绪的表现，为平衡这种情绪，林则徐特以“制怒”二字为座右铭，既避免有害健康，也有利于权衡事物。
　　前些时候，看到著名科学家吴文俊接受电视台的采访，畅谈他治学、事业、为人的体验，他也强调“知足常乐”，认为是人生的一种悟境。
　　
　　谨慎与糊涂
　　
　　谨言慎行，是传统的做人哲学的一个方面，是符合孔老夫子教导弟子“人则孝，出则悌，谨而信”精神的。
　　“谨而信”，可以理解为谨慎、守信，做人做事不鲁莽，重言诺。也许正是孔老夫子的影响吧，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和陈寿的《诸葛亮传》，都描绘诸葛亮是一个谨慎的典型人物，所谓“诸葛一生唯谨慎”是也。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势下，才冒险行了一次“空城计”。
　　但是谨慎与拘谨不同，也不能因谨慎而不守信。诸葛亮六出祁山，虽然军情紧急，他仍然按规定乾班让军士们回家探亲休假，不轻易不守诺言，因而这件事令三军欢呼感动。
　　谈谨慎，不能不想到郑板桥的一句名言：“难得糊涂”。谨慎与糊涂是矛盾的做人态度，而’难得糊涂”必有隐衷与原因，郑板桥并无解释，如果我们从“不痴不聋，不作家姑家翁”这俗谚看，也许可懂得糊涂的用意所在。至于“水至清则无鱼”，也是劝人有时不妨糊涂一点为好的。
　　历史上，有人在大事面前是绝不糊涂的。据说宋代一个宰相吕端就是这样的人物，所以有“吕端大事不糊涂”的美誉，与诸葛亮的“诸葛一生唯谨慎”恰好是对仗工整的一副对联，也是两个不同的典型，足值得研究的。
　　
　　权术的作用
　　
　　历史上的奸雄，刘待读书人(今则称知识分子)多是用权术加以笼络、安抚、使用、防范的，其目的在于化解他们的不满情绪，进而供其驱策，吏例甚多，可聊举一二。例如曹操，就很能笼络文人，邺下的文人集团就容纳了不少知名之士，所谓建安七子中就有人成为邺下中人，即使曾为袁绍草檄痛骂过曹操的陈琳，后来也归于曹的麾下。再如王莽，也曾以权术招贤纳士，作他的政治资本，待到羽毛丰满，权位可以左右局势时，他就篡汉称帝了。奸雄的真面目就暴露了。
　　历史上另有一个人物秦桧，是被定为奸臣、奸雄的了，他对读书人也懂得用羁縻的权术以用之，有一件事证明他的权术是有效的。在清代黄协埙的《锄金书舍零墨》卷三有这样的记载：
　　“宋秦桧当国时，一上假其书谒扬州太守，守廉得其伪，以白金五百两并原书邮呈桧而检来使。桧见之，即补以官，复厚赠之。人间其故，桧曰：‘此人有胆如此，若小以”—官缚之，则南走越，北走胡，为祸必不浅矣。’观桧此举，岂尔尔者所能料及，称以奸中之雄，岂不宜哉!”
　　秦桧是不是奸中之雄，姑且不论，秦桧的权术就在于顺其所谋“收为我用”，所以显出高明，而扬州大守之献金检举这位士人之伪，却是带有邀功性质，手段就拙劣得多了。
　　秦桧是“富于权诈，才足欺世”的野心家，称为奸雄也未尝不可。
　　
　　关于忠诚
　　
　　提起忠诚，不禁想到古老的一个故事。
　　故事发生于春秋战国时代，有一个中山国的秦巴西，是国君孙孟的侍从。中山国君出郊狩猎，猎得一只可爱的小鹿麋，吩咐秦巴西牵回饲养。这只小鹿的母亲一直跟着，悲鸣不已，秦巴西心中不忍，就把小鹿放走了。虽然感到有违君命，但也不考虑后果了。可是中山国君孙孟却认为秦巴西是个忠厚善良的人，心地如此之好，就任命他为太子太傅，教导太子如何做人处事。
　　从这个故事看，秦巴西表面上有违君命，在实际上却表现了良好的品质，有别于那些唯唯诺诺伪装唯谨之辈了。
　　但是伪阼、谄媚却被看为“忠诚”的表现，这也是古往今来不少实例所证明的。例如在唐玄宗时代的张九龄就吃过伪诈的亏，当他与李林甫一同在朝议政的时候，张九龄提出一个主张，获得李的支持赞同。可是背后李林甫却向唐玄宗诋毁张九龄的主张是“有损皇权及国家的”，结果张九龄被解除宰相职务，贬去荆州任长史，李反而更受重用，以至权倾朝野。
　　可见，忠诚的考验，绝非表面现象所能定，反而是秦巴西的作风可作忠诚的标准。
　　再说宋代有一个袁采，做官以廉明刚直著称。他写了一部书《袁氏世范》，提出“不善人，虽人所共恶，然亦有益于人”，并引老子的话：“不善人乃善人之资”。意思是可从反面教员取得教训。不善人就是不忠诚的人，心存不善，必见于行，他会采取各种手段以达到期世盗名的目的，但却不能久掩其诈，到后来原形露了，就成为反面教员了。袁采说通过善与不善的对比，取舍就十分明确了。
　　[选自2001年5月12日《文汇报》(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