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2年第5期

　　《<鲁迅诗稿>序》是一篇文言形式的短小精悍的序文，也是一篇意蕴丰富深刻文质兼美的散文。依个人粗浅体会，以为其美妙处在于：
　　其一是言之有物。此序实际是为作为诗人和书家的鲁迅立言。应该说，虽然鲁迅先生无意为诗人，也无意为书家，但又无愧为诗人，也无愧为书家，并且是兼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于一身的伟大的诗人与书家。为之立言，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一旦处置失妥，就有可能变成一篇高谈阔论大而无当、溢美满纸华而不实的文字，遑论个性与价值。但是这篇序只用了200多字，既评诗又论书，并寄语读者，可谓点点落实，言之有物，让人不能不惊叹作者语言的高度凝练而又含蕴丰富。譬如，当我们读到“或则犀角烛怪，或则肝胆照人”十几个字时，鲁迅堪称绝唱的诸多诗篇，如“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风生白下千林暗，雾塞苍天百卉殚，愿乞画家新意匠，只研朱墨做春山”，又如“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历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等等，一时便都闪现在眼前了。这篇序用骈体文言写成。魏晋以下，偏重形式和技巧的骈文盛行，以致“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词过壮，则与事相违；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失；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挚虞《文章流别论》)由于越来越追求声韵对偶的和谐整齐和辞藻的典丽，骈文最终成了表达思想反应现实的镣铐，使得文学史上的骈文佳作如《兰亭集序》、《与朱元思书》等往往难得一见，然而《<鲁迅诗稿>序》却将骈偶的形式与思想内容完美地统一起来，典雅优美而又意蕴丰富，堪称文质兼美。
　　其二是言之有理。序文常常要对所序之文以及所关涉的人作出评价，提出看法，即所谓“理”。但是因序作者的理论水平、价值取向、艺术功底的千差万别，所论之理也就有了深浅、高下、正误之异，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序文的质量与价值，这也是古往今来序文多如牛毛而佳作凤毛麟角的重要原因。郭沫若作为现代文学史上唯一一位与鲁迅几可比肩的文化伟人、一个杰出的诗人与书家，故能在品评鲁迅的诗作与书法时，能够高屋建瓴，举重若轻，评诗则见解精辟，知真见灼；论书则眼光独到，片言千钧。如“对方生与垂死之力量，爱憎分明；将团结与斗争之精神，表现具足”两句，文理至明，语义精警，简直可与鲁迅《白莽作<孩儿塔>序》中的名句“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相媲美。
　　其三是言之有情。感情是序文的灵魂，如《伶官传序》的“警世情”，《黄花冈七十二烈士事略序》的“慷慨情”，以及本文那由衷的尊崇与钦敬之情。作为天分极高、文学成就极高因而颇有些恃才傲物的郭沫若来说，古往今来他最为敬佩的文学大家只有两人，一个是屈原，一个是鲁迅。对于前者，他反复论之、译之、歌之、颂之；对于后者，他由衷爱之、近之、亲之、赞之。无庸讳言，作者与鲁迅曾有过某种分歧与争论，但这并不影响鲁迅在作者心中的位置。芦沟桥事变后的七月二十五日，作者乘坐一只外国的商船离开日本回国，投身于挽救民族危亡的斗争，在船上，作者步鲁迅“惯于长夜”一诗的原韵赋诗一首：“又当投笔请缨时，别妇抛雏断藕丝。去国十年余血泪，登舟三宿见旌旗。欣将残骨埋诸夏，哭吐精诚赋此诗。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作者说，如果不是鲁迅精神的感召，“如果鲁迅不曾给过我一丝鞭挞，我可能永远在日本陷没下去”，因此作者誉鲁迅为自己“精神上的灯塔”(郭沫若《世界和平的柱石》)。这篇序的字里行间同样洋溢着作者的崇敬之情，诸如“前无古人，后启来者”“世人宝之，非因人而贵”等句，既是中肯之论，又是至情言语。至若“诗如其人，书如其人”、“手抚”、“面聆”等语，真可谓“荟而萃之，其情宛在”，读之令人动容。
　　其四是言之有文——言之无文，则行而不远。“闾阎扑地，钟鸣鼎食之家；舸舰弥津，青雀黄龙之舳。云销雨霁，彩彻区明。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如果说对于千古绝唱《滕王阁序》，人们是惊叹于它的华美，那么读《<鲁迅诗稿>序》，则不能不赞叹它的精美。通观全篇，语言精雕细刻而又不着痕迹，文句整齐对称而又错综变化，极富音乐感，最终汇成一曲优美的旋律。可以说，作者是揽五岳为方寸，于方寸之间，尽展风流；凝沧海于一掬，在一掬之中，美不胜收。反复品读这样的美文，如作者所言，真是“身心获益靡涯，文章增华有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