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2年第6期

　　委婉含蓄、刚柔得体是《左传》外交辞令的总特色。春秋时代是战争纷乱的时代，各国的外交政策关系着国家的前途、命运，因此，当时的一些弱小国家或战败国家的“行人”，便常常在外交场合中凭借言辞来折服强国。人们常认为“辞令之美就是语言之美”。但辞令又不单是靠语言来表现的，还必须有充分的理由，使自己的言辞具有说服力，使对方无辞可答。同时，出使者还得遵守一个外交原则：不辱使命，维护国体。即要求外交的人要巧言善辩，既不要被人随便欺负，也不要和别人随便闹翻。此种言辞魅力，于《齐伐楚盟于召陵》一文中可窥见一斑。
　　齐桓公为了争霸天下，带领宋、陈、卫等国的军队去讨伐楚国，而楚国这时正处于弱小、被动的地位，要求得生存，就必须依靠巧妙的外交辞令折服对方。当知道齐军前来讨伐时，楚国派出使者去问：“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表面上是不明对方来意；态度很客气，而实际上是明知故问，语气里带有指责之意。“风马牛不相及”，很明显地道出齐军的前来纯属不义。管仲自恃强大，以先王的遗嘱作为缘由讨伐楚国，强说：“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寡人是徽；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可谓强词夺理；而楚使沉着冷静，应答如流，似乎毫不在意，颇为大度地说道：“贡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给?”坦然地承认了自己的“过错”，同时，又大胆地说道：“昭王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这回答足以让人叫绝!昭王的死，本不关楚国的事，可管仲偏要如此责备楚国，实实在在是仗势欺弱。楚国使者本很清楚这点，但考虑到自己的地位，如果这时直接反驳他，导致的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管仲之所以如此，极有可能是事先设下的一条挑起双方战争的导火线；但若这样听任责备，又会使对方有机可乘，诬楚国害死了昭王。为了不辱使命，维护国体，楚使在回答中巧妙地用暗示的方式反驳他。向“水滨”发问，这本纯属“无稽之谈”，可楚使却通过这“无稽之谈”表明自己的观点、看法。如此一来，既没有撕破脸皮，犯下僵局，又狠狠地将了对方一军，使齐国出师楚国的计划暂时不能得逞。
　　不久，楚国又派使者屈完向齐军求和。齐桓公把诸侯的军队摆开，与屈完一同乘战车检阅军队，其目的无非想向屈完说明自己不可一世的强大力量，因此，他们的对话也就围绕这点展开。凭着强大的军事力量，齐桓公假惺惺地对屈完说：“岂不谷是为?先君之好是继。与不谷同好，如何?”齐桓公向楚国炫耀，想威镇对方之意昭然若揭。但楚国由于这时仍面临着受齐国侵略的危险，为维护大局，屈完投其所好，满足其虚荣心，很客气地、谦逊地回答道：“君惠徼福于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愿也。”语气中充满了讨好。齐桓公听了这恭维后，井未止步，反而进一步飞扬跋扈地向屈完说道：“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好一副盛气凌人的霸主神气!面对如此放肆的齐桓公，屈完如果还像刚才一样奉承齐桓公，必会降低楚国国格，所以，他这时候的言辞很注意掌握分寸，力求做到既不过分冲撞齐桓公，避免双方发生冲突，又要维护国体、不辱使命。于是，屈完不亢不卑地回答道：“君若以德绥诸侯，谁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言辞中并不动怒，而是晓之以理，委婉中带有强硬的态度，指出必须以德对待诸侯，诸侯才能服从，若想以武力征服楚国，楚国A们一定会不甘沉伦和灭亡，一定会起来反抗到底，这样，尽管齐国军队强大，也难抵抗住楚国人民那种坚决抗击外来侵略的决心。由此而对齐桓公的傲霸之气给予义正辞严的回击。屈完的两次回答，可以说是绝妙的外交辞令，充分显示出屈完的外交才华。齐楚两国终由纷争走向了结盟。
　　一定的历史环境会产生与之相应的东西，因此，战争纷乱的春秋时代产生(左传)那样委婉含蓄、刚柔得体的外交辞令也是历史的必然。“窥一斑见全豹”，读罢《齐伐楚盟于召陵》，《左传》外交辞令虽简括，但笔意繁复，通过简短文字来反映复杂深邃思想的行文特点也已廓然显现，而且笔法灵活、变化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