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2年第7期
剖心的勇气
作者：魏 超 张宏伟
瞿秋白之受人尊重，当然因为他是一个杰出的革命家、思想家、文学评论家、作家、翻译家，是一个革命烈士，但更为根本的原因在于，他是一个诚实、勇敢的人。
《告别》一文，选自《多余的话》。这是一部不足两万字的文稿，写在1935年5月17日到21日六天的时间里。6月18日，就是瞿秋白慷慨就义的日子，因此《多余的话》是在他打消了一切生还念头之后的绝笔之作。
瞿秋白的身后命运十分坎坷。他在被作为英雄景仰了多年后，曾被打成叛徒，唯一的证据就是《多余的话》。
瞿秋白在狱中写下的这些文字，能够送达亲人、战友、同志手中的希望极其渺茫。有谁能看到，他已无法估计。他的假设读者只能是不定的。同时，他也料定难于被人理解，所以他才会在《多余的话》的开头以《诗经·黍离篇》中“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作为引言。这篇自传性的文章分为“何必说?(代序)”、“历史的误会”、“脆弱的二元人物”、“我和马克思主义”、“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文人”和“告别”等七个部分。本文选自第七部分，所以名曰“告别”。今天重读这些文字，重点应该放在对文章主题及作者思想的理解上。
《告别》的第一句中所谓“一出滑稽剧”自然是指作者自己的一生。作者认为，身为“半吊子文人”已不足道，却又担当“政治领袖”，就有些可笑了，正如“捉住了老鸦在树上做窝”一样是一个“历史的误会”。瞿秋白被捕前几年，长期遭受宗派主义分子的迫害、排挤，身心俱受摧残，自称是“精神上被判了死刑的人”，因此他对自己能否真正地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发挥作用产生了怀疑，对无休止的党内斗争极端厌倦。促使他写下该文的不是政治需要，而是他一生坎坷的心路历程和复杂的文化造成的一种袒露内心的心理需要。
瞿秋白明确地说：“我愿意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他说“人往往喜欢谈天，……能够乱谈几句，心上也就痛快了。何况我是在绝灭的前夜，这是我最后‘谈天’的机会呢?”通观《告别》，瞿秋白是怀着关切党的事业，怀念同志¨亲人的深挚感情，认真地总结了一生，严格地剖解自己，将自己赤裸裸的灵魂，血淋淋地放在人前，将是非功过留于人说。《告别》是一个活生生的、内心充满矛盾、襟怀坦白而又心情苦闷的人，在临终之际所作的一篇自剖文字。所剖是心！剖心，痛过剖腹，狠过剖腹，这需要怎样的担当、怎样的勇气？！
自我剖心的勇气大于临难赴死的勇气。因为赴死尚能博得烈士的美名，自剖却是将自己置于及历史的审判台，任人处裁。瞿秋白从容赴死，是烈士，但他“决不愿冒充烈士而死”。他宁肯让人指摘自己为“判徒”，也要将自己“最坦白、最真诚的态度”展露于不知能否理解自己的世人面前。透过瞿秋白这篇发自肺腑的灵魂告白，可以清楚地看到作者心中某些本质的东西，这就是一以贯之的诚实和超乎一切的勇气。
瞿秋白对自己心灵的自我剖解是老老实实、光明磊单的，是值得人们景仰并且经受得住历史考验的。同那种标榜一贯正确，文过饰非，诿过于人，归功于己的人相比，判若云泥！在很长一段历史时间之内，我们的文学作品中的共产党员是不能有弱点、缺点和错误的，有了而又在敌人面前进行自我解剖，揭穿自己的“假面具”，就给共产党抹了黑，丢了丑。无产阶级政党要求自己的成员包括其领袖人物应该达到的品格，无疑是根据无产阶级固有的优点和特点规定的。但是即使是伟大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身上，也会存在弱点、缺点和错误。至于人类所共有的七情六欲，在他们身上表现出来的，与平常人相比，也差不了多少，《告别》的后半段中一再告白这一点。共产党人的力量，不在于掩饰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为自己塑造高大完美的形象。相反，他的力量恰恰在于善于自省，勇于自正，扬弃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而为了彻底扬弃，首先必须作到严格解剖。自省与自剖，像一切的道德格言一样，知易行难。像《告别》这样的剖心之作，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领袖人物中，不敢说是绝无仅有，但确实也不算很多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告别》闪烁着难能可贵的光辉。瞿秋自身系囹圄，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随时有被敌人处决的可能。他已经无法在党组织面前进行一生的总结和最后的自我批评，因此通过文字把自己内心世界的一切都说出来，留待身后论定，这无可厚非。把瞿秋白的《告别》曲解为“绝望的心情”所导致的结果，是不公正的。
瞿秋白在《告别》一章中写到“我实际上离开了你们的队伍好久了”、“我只要休息，休息，休息”等等消沉的文字。这些话出自文人参政的“历史的误会”和身患重病等原因所引起的苦闷情绪，也还透露着对王明路线的怀疑和不满。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多次说到他要“休息”，从时间上看，主要是指1931年初党的六届四中全会王明一伙把持党中央领导权以后。他说：“精神上政治的倦怠，使我渴望甜蜜的休息，以致于脑神经麻木停止一切种种思想。1931年1月的共产党四中全会开除了我的政治局委员之后，我的精神状态确是‘心中空无所有’的情形”。又说：“1931年初就开始我政治上以及政治思想上的消极时期，直到现在。从那时候起，我没有自己的政治思想。……我对中央的理论政策不加思索了。偶然我也有对中央政策怀疑的时候，但是，立刻就停止怀疑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说：“我早已结束了我的政治生活，”“你们早就有权利认为我也是叛徒的一种”。还说：“我当时觉得，不管宇宙毁灭不毁灭，不管革命还是反革命等等，我只要休息，休息，休息！好了，现在已经有了‘永久休息’的机会。”对这些话，有人认为是对革命的“动摇”，是“否定自己”。从字面上看，也许可以这样理解，但要注意历史的背景和特定的环境。王明一伙把持的党中央，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动辄给反对者扣上“反党”、“反革命”的帽子，置人于死地。在这种情况下，他欲辩不能，只好沉默，不再思索，中央怎么说，他也就怎么说；但并非真的没有疑问与思索，只是在敌人面前不愿说出，所以只说“心中空无所有”，“万分厌倦”，对中央路线“懒得过问”等等。这些话，正好反映了那时党内民主被扼杀，党内生活窒息以及瞿秋白身受打击所产生的思想苦闷的状况，而不能证明他对革命“动摇”，更说不上“叛变投降”了。像瞿秋白这样的重要人物，如果对敌人有一点动摇乞降的表示，蒋介石是决不会放过利用他的机会而把他杀掉的。相反，敌人正是从瞿秋白狱中革命言行和《多余的话》申明显地看出他决不会屈膝投降，才将他处死的。1935年8月，中统特务主办的《社会新闻》杂志首次选载《多余的话》时所加的编者按语中说：“瞿(秋白)之狡猾恶毒，真可谓至死不变，进既无悔过之决心，退亦包藏颠倒黑白之蓄意。所以瞿之处死，实属毫无疑义”。瞿秋白在写《多余的话》以前不畏刑讯，讴歌苏区；在写《多余的话》以后拒绝劝降，从容就义。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专门写了《告别》这一章，一再向同志们亲切地告别，一再说他写的是“最后的话”，这都只能说明他决心舍生赴死，而没有“在革命的生死关头，消极动摇，叛变投敌”的故意。《多余的话》的基本内容是剖心，这个行动说明他并非绝望地“消极等死”。
总之，瞿秋白是一个勇士，他的勇气表现在勇于承担责任和严于解剖自己，这是一种大的勇气，是将自己的真实的情绪、真实的心理、真实的疑惑、真实的迷茫真实地展露人前，任人评说。这是《告别》的基调，也是瞿秋白二生追求真理的精神的自然延续。他在《多余的话》中告诫青年“不要学我的样子”，指的就是不要保留“异己的”思想意识，不要做“二元人物”，而要做真正的彻底的无产阶级战士。瞿秋白的一生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革命战斗的一生，是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光辉灿烂的一生。这样的人物虽死犹生，百诬无损。他的名字将永昭史册，万代流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