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3期

　　一　奔走者的寓言
　　
　　惟一一次生命，不能献给某种体制。朱熹讲学，意气风发，那是一种外在的应对；朱熹被贬伪学逆党，悒郁而终，那是一种体制的内戕。有谁能有这样的豁达，临死前，像张爱玲那样遗言：“把骨灰撒于任何旷野”?朱熹未死，已透不出一口气，他又如何能预料，自己的骨头将如何腐烂?
　　惟一一次生命，也不能献给某种模式。莫高窟的工匠们，血脉已凝固在唐朝丰腴的塑像中。而他们的生命，在幽暗的洞穴内萧索；他们的名字，在历史的尘埃中消失。只因他们土堆泥捏的，是某种官方的模式。
　　为学的人，为艺的人，往往不明白，从学艺中得到的深致快乐，都是寂寞的，它们并不总能外化为某种现实的功用；用日常的生存之道，仍要顺应世俗的套路。
　　林妹妹总说：我死，我要走。但她终也走不出贾府，她的眼泪，凝固在潇湘馆的斑竹上。李清照兜来转去，仍走不出闺房的香烟缭绕，一旦走出，便六神无主，落魄飘零。人生的苦痛被压抑在固定环境的意志之下，生命也只是停留在同一个层面上，重复又重复——就像林妹妹的泪，就像李清照的词。
　　纪伯伦说：我们的心是一块海绵，我们的心怀是一道河水；我们大多宁愿吸收而不肯奔流，这不是很奇怪吗?
　　希腊人终于忍受不了拉奥孔那高贵而隐忍的面孔，从压抑中进裂，从静态中出走。涅瑞伊德斯奔跑起来了，宙斯与甘尼美德奔走起来了。希腊人知道，在不停的奔走和阅历中，生命才会拓展开一片渐远渐阔的深度空间。
　　古代阿拉伯人说：漫游是一条通达天宇之路。林妹妹也想过：天尽头，何处有香丘?天之涯，海之角，其实是每个游走者的终点，是他们的生命舒展到极致的地方；而每个思想者的终点，也就是面对大自然的那一瞬顿悟。
　　泰戈尔以一种寓言的方式，道出了大自然的怪诞：航船沉碎在无轨迹的海水里，死亡正在外面活动；而孩子们却游戏在无边无际的世界的海边，叫着，跳着。生命和死亡同时裸裎，这是大自然的双重性。在死亡的蛮荒背景上跃动着的生命，极其美丽。
　　而朱熹看不到这美丽，因为他用“理”的经纬把自己的生命精致地捆缚起来；莫高窟的工匠也看不到，因为他们的生存空间只有洞窟这么大。
　　
　　二　度过生命中的五分钟
　　
　　哲学家的生比皇帝的死还虚无缥缈。哲学家解释得了究竟至极的本体问题，却解释不了茫茫世事；而皇帝的陵墓，几千年后还赚着旅游业的门票。
　　不能像哲学家那样只活在文本中，他穷根究源，极尽思辩，但世界却没有因此改变一丝一毫；当然，皇帝的陵墓也不值得去看，它对死去的亡灵本身都没有意义，对活着的人又有什么意义?显赫一生也好，贫寒一世也好，死了就死了；而活着的时候一分钟是怎么过的，才是应执著的。
　　余秋雨说人到中年，沉重的社会责任会溶解为日常生活情态。这是一种普遍的生存状态。可对于没多大抱负、没多大野心的人来说，就无所谓什么沉重的社会责任，他的日常生活情态将会是另一种情形。
　　陶渊明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他的诗，把一种高洁的诗境溶解为日常生活情态。但他的诗等同于他的日常生活情态吗?他真的在诗外也飘然如仙吗?他不入仕，却不能不种田；想到人生的荒芜和萧索，他不得不常喝闷酒。
　　一篇法国小说中写道：“我在唱机盒里投下20法郎，点那支在戛纳听过的乐曲，平添五分钟的忧郁。”这是从日常生活中游离出来的一段间歇时光。活着，人人都注定要承担或多或少的社会责任，这是一种趋同的模式；可怎样度过生命那间歇的五分钟，却因人而异。
　　天国是不可期待的，但宗教像酒精。寺院那富于启示的乐音使人消除杂念，沉浸到对曼茶罗(神灵居住的场所)的沉思中。这也是生命中的五分钟，虽然从中得到的是一种虚假的满足，却也悲天悯人。
　　知识不总能转化成财产，但文化像冷冻品，对于触摸到传统艺术精神实质的人来说，一首古诗，一幅古字画，一只古酒罐，都会荡漾开一片古旧而馨香的氛围，使人依稀看到唐朝橘红的烟尘和宋朝暗黄的天宇。这也是生命中的五分钟，虽然从中得到的是一种幻象，却也陶冶情操。
　　
　　三　诗意地栖居
　　
　　古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藐视神明，仇恨死亡，行为充满激情。从地狱回到人间，他又一次看到了大地的面貌，领略流水、阳光的抚爱，触摸火热的石头，宽阔的大海。他又在人间火热地生活了多年。可当他重新被投入地狱时，诸神为惩罚他而设的石头已准备好。他必须不停地把一块巨石推上山顶，而石头由于自身的重量又滚下山去。西西弗以自己的整个身心致力于推石头这种没有效果的事业，这是他无限热爱生活必须付出的代价。
　　《Gone With The Wind》(《飘》)中的阿希礼不无嘲讽地对斯嘉丽说：你对生活充满热情，我却没有；你能强烈地爱与恨，我却办不到。为什么你像火，像风，像野生物一样纯真?可斯嘉丽却总听不懂阿希礼那梦呓般的话语。
　　生命只有一次，是否因此就应像西西弗、像斯嘉丽那样狂风暴雨地活一场?死去的陆幼青在他的临死日记中说：慢慢走，欣赏啊。欣赏，必须使生活对象化为有一定距离的景观。一个人应对生活保持怎样的尺度呢?柏拉图的做法是，不用肉眼去看日食，要弄桶水来看水中的倒影，不然会变成瞎子的。
　　从和心灵的接近程度来说，幻象是自我内心更真实的东西。当纪伯伦沉醉在一个幻象之中时，他会把这幻象的模糊的情味，当做真实的酒。透过幻象看事物，就会使眼前的事物保持一种物性的完整性，散发出一种朦胧的诗性的美。
　　古人秉烛夜游，李白感叹浮生如梦，为的就是寻求自我内心那种幻觉的真实；武则天和上官婉儿赌酒吟诗，看见庭院蜡梅开放，就说腊梅是特地为助她的酒兴而开的。这腊梅，是浸过酒的腊梅，是内心自我化了的腊梅的意象。既然梦幻有时会占据我们生命中真实的时间，那么我们也必须把这梦幻的真实，当做人生真实的一部分。
　　一个人内心对生活的热爱，并不一定要外化成激烈的行为；一个人内心对生命的热情，并不一定要外化为对现实的狂热投入。生活的外壳，亦是如蝉翼的脆薄，过激的行为介入，会把它搅得支离破碎。侦探小说中潜伏着的事实真相，往往有着非人性的残忍；同样，现实生活中过于真实、过于活生生的事物，也往往会尖锐地刺痛人心。罗兰·巴特就希望通过沉醉使自己遁形匿迹，以此来抵御外在世界的风刀霜剑。阿希礼说得更直接：我害怕一切轮廊过于分明的东西。
　　松下幸之助是务实的企业家，可他觉得在这匆匆忙忙的世界中，有时也须要静立池边，听听石子落水的池音。这是回归自我内心的需要，也是把眼前的生活对象化为一种距离化图景来静观默照的需要。这种静观默照，会使我们的心灵恢复内在的完整；会使我们在别人无法发现诗意的地方，发现大地的诗意。
　　阿希礼宁愿躲在梦中，看眼前的生活像云烟一样飘过。这种梦幻的生活，确实有一种真正的美。这种美，其实就是一种天人和谐的美，一种内心平衡、完整、高贵的美。就像阿希礼说的，它像一件希腊艺术品，匀称、齐全、尽善尽美，具有魅力。
　　(选自《散文》2001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