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6期

　　人总是要生—点病的。在常人，生了病，赶快吃药，好了便不再理会它。但对大智者而言，生病的结果，往往在精神上留下很深的东西。我的朋友高远东对我说：疾病的痛感，会给人带来智慧。此话我是相信的。把痛感与智慧联在一起，是个有趣的话题，虽然二者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我觉得，其中可琢磨的东西，是很多的。
　　记得第—次读周作人在香山养病时写的一组文章时，我大为惊异。病后的周作人，把文章写得那么沉静、空寂，且禅味十足。我疑心，那是他在生与死之间徘徊时，猛然独得的。大病一场后，世俗的东西好像便失去了以往的效用。茫茫尘世，无边的苦恼，一切一切的身外之物，都被另眼看待了。周作人独自躲在香山，闻袅袅的香烟，听悠悠的木鱼声，那感觉，就与俗气远了，因而文章的境界，非染指于尘埃的人可相提并论。
　　有了痛感的人，神经对外界的事物，大多格外敏感。所谓超出常规的认知方式，有许多是与此相关的。读司马迁的文章，常被他的大悲苦之心所震动。倘不是因宫刑，人们现在，大概不会读到像今天这样一部《史记》。司马迁说：“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五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这句话，许多年来一直被传诵，具原因，多少是道出了一点天机密语。遥想当年他身陷囹圄之中，垂思静想，忍辱吞声，于忧患苦痛之中而泼墨写史，真让人感叹不已。难怪鲁迅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在辉煌的精神殿堂上，支撑它的，却足残躯破体，怎不令人敬之又敬!
　　智慧是痛苦的儿子。后人学习先人的典籍，大约不会顾及到这一点。当代人习气功，学禅，自娱者甚多，有的甚至已成了审美。但古代禅师和高僧，对真的感悟过程，是绝不像今人那么安详自得的。六祖慧能参禅悟道，不知经历了多少苦与难；西土：的释迦牟尼，因苦恼而创新说。知道了人生是苦，于是便有了超越苦、对待苦的文化，有了种种应付不幸的方式方法。我国的中医，在我看来，不单是一种治身的学说，也是一种养生的文化。书法、绘画、气功、武术、诗词等等，其背后，都有这样一个共同的东西。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之处，也许恰恰体现在征服命运与自然的挑战之中吧。
　　写到这儿，我想起了当代的史铁生。我至今记得读到他的《我与地坛》时激动的情形。那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故事，普普通通的情节，但读过此篇作品的人，无不为主；心神俱动。《我与地坛》是以人的有限性，来超越人生大限的一部悲慨的冥想曲。人是什么?人的价值在哪儿?在人与上苍之间，存在着一种默契么?史铁生像屈原一样，在茫茫人世之中，诘问着，思考着。他把自己的‘切都置于这种形而上的拷问中。我有时想，如果不是史铁生丧失了行走的能力，如果不是他失去了什么，忍受着什么，他的思维是不会如此超常的。也正是在这超常之中，我读到了一种博大的、带有巨大冲击力的尔西。在他的像近而意远的冥想里，我恍然感到，残疾人的作品所以会震撼我们，乃在于人都具有某种有限性。与无边广大的世界来说，个体的人，都是渺小的。我们正常人的心理空间，也多少带有残缺的尔西吧?有了残缺，便要补偿，便要创造。创造就是智慧，就是财富。人类所以一直在发展着，变化着，乃在于我们是一群有着痛感而残缺的人。我想，这绝不是耸人听闻的怪论吧?
　　(选自《声音的重量：中国新文人随笔》作家出版社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