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7期

　　唐弢先生在《琐忆》一文里说到一段文坛掌故：“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之间，鲁迅先生经常在《申报》副刊《自由谈》上写稿，攻击时弊，为了避免反动派的检查，他不断更换笔名。我当时初学写作，也在这个副刊上投稿，偶尔写些同类性质的文章。我的名字在文艺界是陌生的，由于产量不多，《自由谈》以外又不常见，那些看文章‘专靠嗅觉’的人，就疑神疑鬼，妄加揣测起来，以为这又是鲁迅的化名。他们把我写的文章，全都记在鲁迅先生名下，并且施展叭儿狗的伎俩，指桑骂槐，向鲁迅先生呜呜不已。”从当时报刊编辑部的告白和鲁迅、唐弢、法鲁等人有关自由的杂文，便可了解当时严密的舆论封锁。
　　
　　编辑告自
　　
　　……这年头，说话难，摇笔杆尤难。这并不是说“福祸无门，惟人自召”，实在是“天下有道”，“庶人”相应“不议”。编者谨掬一瓣心香，呼吁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少谈国事，庶编者作者，两蒙其体。若必议长论短，妄谈大事，则塞之字簏既有不忍，布之报端又有所不能，陷编者于两难之境，未免有失恕道。……
　　
　　言论自由的界限
　　鲁　迅
　　
　　看《红楼梦》，觉得贾府上是言论颇不自由的地方。焦大以奴才的身份，仗着酒醉，从主子骂起，直到别的一些奴才，说只有两个石狮子干净。结果怎样呢?结果是主子深恶，奴才痛嫉，给他塞了一嘴马粪。
　　其实是，焦大的骂，并非要打倒贾府，倒是要贾府好，不过说主奴如此，贾府就要弄不下去罢了。然而得到的报酬是马粪。所以这焦大，实在是贾府的屈原，假使他能做文章，我想，恐怕也会有一篇《离骚》之类。
　　三年前的新月社诸君子，不幸和焦大有了相类的境遇。他们引经据典，对于党国有了一点微词，虽然引的大抵是英国经典，但何尝有丝毫不利于党国的恶意，不过说“老爷，人家的衣服多么干净，你老人家的可有些脏，应该洗它一洗”罢了。不料“荃不察余之中情兮”[注]，来了一嘴的马粪：国报同声致讨，连《新月》杂志也遭殃。但新月社究竟是丈人学士的团体，这时就也来了一大堆引据三民主义、辨明心迹的“离骚经”。现在好了，吐出马粪，换塞甜头，有的顾问、有的教授、有的秘书、有的大学院长，言论自由，《新月》也满是所谓“为文艺而文艺”了。
　　这就是文人学士究竟比不识字的奴才聪明，党国究竟比贾府高明，现在究竟比乾隆时候光明：三明主义。
　　然而竞还有人在嚷着要求言论自由。世界上没有这许多甜头，我想，该是明白的罢，这误解，大约是在没有悟到现在的言论自由，只以能够表示主人的宽宏大度的说些“老爷，你的衣服……”为限，而还想说开去。
　　这是断手不行的。前一种，是和《新月》受难时代不同，现在好像已有的了。这《自由谈》也就是一个证据，虽然有时还有几位拿着马粪，前来探头探脑的英雄。至于想说开去，那就足以破坏言论自由的保障。要知道现在虽比先前光明，但也比先前厉害，一说开去，是连性命都要送掉的。既使有了言论自由的明令，也千万大意不得。这是我亲眼见过好几回的，非“卖老”也，不自觉做奴才之君子，幸想一想而垂鉴焉。
　　(原载1933年4月22日)
　　[注]“荃不察余之中情兮”是屈原《离骚》上的诗句，原意是君王不了解我的衷心。
　　
　　二加二等于五减一
　　唐　弢
　　
　　今年我略为写了些东西，便有许多朋友警告我，说是讽刺的色彩太浓。这自然是好意。
　　我的肚里根本不会生什么刺，不至于不管皂白，逢人便刺他一下!不过因为既然生在这个时代里，碍难旁观，所有不能咽下去的东西，终得把他吐出来。
　　照初意，本来也想吊起头，堂堂皇皇地讲几句老实话，可是事实有所不能。在这个年头儿，如果一定要说“二加二等于四”，那就是不合时宜的了；如果要我跟着别人说“二加二等于五”，那也办不到；于是我只能说：“二加二等于五减一”。
　　这是我所以有些讽刺意味的原因。
　　于此可见我之所以刺，我之所以说“二加二等于五减一”，并非出于本意。我从不想自炫地卖弄些小聪明，却热望着我的以及和我同样的见解，早些“归天”，好些“正统统一剩下的全中国”。但须要不是“二加二等于五”。
　　如今社会上，“二加二等于五”是很流行的，因为流行，大家非但不觉其错，反而像有些对了。“二加二等于四”是胡说，是捣乱，全是些要不得的!
　　从前听说有人因为没钱贿赂脏官，被捉去拷打；这个人并不痛骂赃官贪污，却低声责怪自己大穷。说“二加二等于五减一”，也有这种风味。虽然还不免是异端，可是却已经没有直接的敌对行为了。便是刺，为顾全颜面起见，也还可以隐忍的。
　　而且，即使在隐忍不住的时候，去的是刺，所以回敬的也就是刺，虽然此刺已经[是]能够结果性命的枪刺或刀刺，但终还不免是刺；究竟不能高举青龙偃月，大喝一声“杀!”
　　因为有这些便宜，所以在既不容说“二加二等于四”，又不愿说“二加二等于五”的当儿，我们只能说：“二加二等于五减一”。
　　(原戴1993年8月26日)
　　另外还有一篇谈论自由的文章，则矛头直指言论封锁
　　……心要自由，口又不能明言，口不能代表心，可见这口本身已经是不能自由了。因为不自由，所以才讽刺讽刺，一回要自由，一回又不要自由，翻来覆去，叫人弄得神经衰弱，到底要不要自由呢，说清了大家也好顺风转舵，免得闷在葫芦里，失去听得自由。
　　本来自由并不是个难以理解的问题，给大家一谈，倒严重起来了。如果不大刀阔斧，何以冲破一团漆黑?细针短刺毕竟是雕虫小技，无助大题，讥刺嘲讽更已属于另一年代老人发出的呓语，聪明的我们何尝不知道讽刺在这个时代已经失去效力。　(法鲁)
　　《自由谈》是上海《申报》副刊，1911年8月创刊，早先登载的作品反映了鸳鸯蝴蝶派文学的倾向。1932年12月改组，由黎烈文主编，成为新文学的一个重要阵地。发表过鲁迅、茅盾、瞿秋白等人许多战斗性很强的杂文。1935年10月停刊。“自由谈”其实很不“自由”，1933年5月25日，编辑室刊布启事，“呼吁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故鲁迅先生把1932、1933年发表于该刊的杂感分别命名为《伪自由书》、《准风月谈》。在前者的《前记》里，作者说：“《自由谈》并非同人杂志，‘自由’更当然不过是一句反话。”在后者的《前记》里，作者嘲讽反动派“至于看见一个新的作家的名字，就疑心是我的化名”，指的就是唐弢先生说的那段掌故，于是他“就将当时所用的笔名，仍旧留在每篇之下”，六十几篇短文，化名竟然有二十几个，可见当时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