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10期

　　《胡同文化》是汪曾祺先生为摄影艺术集《胡同之没》写的一篇序言。从表达方式看，序言往往可叙可议可说明，没有一定之规。此篇应当主要是说明和议论，笔者将其概括为“言说”。文章言说什么?顾题思义，其言说的主要对象不是“胡同”而是“胡同文化”——这一点恐怕没有争议且没有探讨的必要。采取何种话语方式言说?换言之，作者的语言策略是什么——这才是需要认真探讨的。窃以为，换一个人来为《胡同之没》写序言，定会是另一番景象。其他人也可能写得很不错，但很难保证写出汪曾祺这种韵味来。
　　文章主要是介绍北京的胡同文化，故言说对象应当是“北京地域民居民俗文化”。我以为汪老的写作策略主要是“以俗语京味儿说地域民居文化”，这就从话语方式上与言说对象达到最大的亲和度。本来，关于“文化”的序言总容易摆出一副严肃的学术面孔，让普通人觉得不怎么亲切，不容易亲近，可由汪老这位“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来执笔，文章的基调就大为不同了。你看：“北京城像一块大豆腐，四方四正。”第一句就给打了一个比方。作者说“北京人的方位意识极强”，拿出的证据也十分形象具体，一是拉洋车的逢拐弯处都高叫一声“东去”、“西去”，一是老两口儿睡觉，老太太嫌挤，便让老头子“往南边去一点”。再有就是街道是斜的，就特别标明是斜街。又来一句总结：“这种方正不但影响了北京人的生活，也影响了北京人的思想。”这句话成了统揽全文的总纲。文章的第一段逻辑缜密，可写得特从容轻松，如拉家常，真乃大家手笔。
　　二、三、四段这三个段落似乎只是谈“胡同”，其实也渗透“文化”。比如二、三两段中的“取名习俗”，第四段中的“生活服务习俗”，作者似乎有意无意地带领读者走进北京城胡同文化生活的“过去”。第五段是将“胡同”链接到“文化”上去的过渡段，以下才是介绍北京胡同文化具体内涵的主体部分。这主体部分，京味儿浓郁起来。什么 “地根儿”、“挪窝儿”、“处街坊”、“合 ‘礼数一’、“随份子”、“道个喜或道个恼”、“大酒缸”、“喝两‘个一’”、“会鸟”、“闹学生”、“过学生”等等，十足的京片子语汇。老北京读了固有亲切感，其他人读了也多少会得到一点儿“猎奇赏异”的快感。对于老北京的易于满足的心态，作者不作间接旁述，而是直接模拟老北京的语气声口：“有窝头，就知足了。大腌萝卜，就不错。小酱萝卜，那还有什么说的。臭豆腐滴几滴香油，可以待姑奶奶。虾米皮熬白菜，嘿!”短短一段话，不连标点共46字，竟然写出了生活水平的五个不同层次，而且口吻逼肖。这样，“北京人易于满足，他们对生活的物质要求不高”的判断就不仅是有根有据，而且是生动形象的了；读学术性的序文，获如此享受，真是难得!
　　除模拟外，作者表现京味儿京腔的手法就是直接引用。要说明“北京胡同文化的精义是‘忍一’，先引《茶馆》中王利发的话，继引自己小说《八月骄阳》写到“文化大革命”时的一段话，最精彩的当数后面三行(对话的前语境是某人埋怨世道太乱)：“您多余操这份儿心。粮店还卖不卖棒子面?”“卖!”“还是的。有棒子面就行。……”有如此生动的原汁原味的对话，乱世顺民的心态究竟如何还用作者多说吗?大概作者太“欣赏”京腔了，有时候自己也憋不住出面评论一番。第十二段中写到小伙子打开电梯的小姑娘一个嘴巴，主持正义者让小伙子认错，两个上了岁数的老北京竟然同声说：“叫他认错?门儿也没有!忍着吧!——‘穷忍着，富耐着，睡不着眯着’!”转述至此，汪老忍不住跑到“台前”发起议论来：“‘睡不着眯着’，这话实在太精彩了!睡不着，别烦躁，别起急，眯着。北京人，真有你的!”以欣赏的口吻表达微微讽刺，也算大家手笔。划线部分的话本身就京腔十足，以此评北京人心态，别有一番韵味。
　　由于读者不局限于北京人或范围更大一些的北方人，在生活化或例证性的部分穿插一点儿“广谱俗语”也是需要的，如“破家值万贯”、“远亲不如近邻”、“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等，未必只有北京人才说。这也许是自然的流露，也许有点“用意”——北京胡同文化的特征很大程度上也是中国市民文化的特征(比如“封闭性”也是整个中国文化传统的特点)。另外，既是学术性的序言，在非生活化的部分，适当用一点儿典雅词语特别是文言，也是合辙得体的。如“未知确否”，“不知道何所取义”，“置身事外，冷眼旁观”，“安分守己，逆来顺受”，“西风残照，衰草离披，满目荒凉，毫无生气”，“怅望低徊”，等等。这些典词雅语，符合汪曾祺这样的“士大夫”身份，特别是“西风残照”等语，化古人意境，描写胡同衰败颓唐的景象，也暗合包括作者在内的北京人的怀旧、伤感之情。
　　总之，在《胡同文化》中，语言的朴实、口语化、民族化、地域化和蕴藉、形象化、意境化有机融合，俗于所当俗，雅于所当雅，狭于所当狭，泛于所当泛，照旨下词，随意调遣，无不合卯对榫。笔者多次强调的所谓“话语策略”，在作者来说，也许并非有意为之，只是意到笔随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