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1期
文学作品思想情感的含蓄性详解
作者:宋宝锁
有一个故事,内容是这样的。
宋朝设有翰林图画院,用考画来取仕。每年都让考生根据一个诗句来作画。有一年,诗句是“踏花归来马蹄香”。这“花”和“马蹄”都是实物,“踏”和“归来”都是行为,都好用画笔描摹。而“香”呢,是无形的东西,用画笔无法画出,但又要用某种方式来表现。试卷交上,有人画一人骑马归来,手里捏一枝花;有人画一个人骑马归来,马蹄上沾着几片花瓣。这样的画法虽很实在,但没能真正表现出“香”味来。而有一位考生则因画面构思的巧妙得以胜出:一个人骑马归来,有几只美丽的蝴蝶追逐着正在奔走的马蹄。这画确是形象地表现了“踏花归来马蹄香”的意境。
这个故事想必同学们都很熟悉。实际上,这个故事是在谈艺术的含蓄性。
中国文化,无论是绘画还是文学,向来是崇尚含蓄的。《文心雕龙·隐秀篇》说:“隐也者,文外之重旨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隐以复意为工,秀以卓绝为巧,斯乃旧章之懿德,才情之佳会也。”关于“隐秀”的含义,刘勰说:“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意思是说,文章语言里没有用一个表示情思的文字,但情思却含蓄地表现出来了,这就叫做“隐”;文章中表层的形象描摹,要栩栩如生,跃然纸上,这就叫做“秀”。文艺作品中作家的思想倾向总是藏于作品和艺术形象之中的。“隐秀”之文,具有双重性质,表层是形象的,深层是主观的。刘勰认为,自古以来,“隐秀”之文都是美好的篇章,集中体现了文人的才华。宋代的司空图对诗歌的含蓄也是啧啧称道,说这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历史上的文人大都鄙弃文字的直白裸露。唐代现实主义诗人元稹、白居易,因为作品浅易、直白,贴近生活,接近民众,结果受到了别人的嘲讽,甚至是辱骂。司空图就觉得元、白的诗歌像是有一股子蛮力,但是实在是缺乏功力,就像大街上放开喉咙叫卖的酒家。清代王渔洋则更不客气,认为元、白不仅像串街走巷的卖酒人,还像个卖肉的屠夫。他常常告诫人们,千万不要轻易地去读元、白的诗歌。白居易写作的追求是“欲老妇亦知”,他没有想到,后人这样指责他。
按照刘勰的说法,好的文字必须具备两个层面:表层(隐秀的“秀”)、深层(隐秀的“隐”)。表层是文字描摹的东西,应该如同山水画卷,勾勒形貌,山势当巍峨,流水自潺湲,触目皆逼真。深层是藏于形象之下的情思,有如画面氤氲而出的精神气韵,反复咀嚼,满口芳香。表层的东西是再现性的,生动而形象,让人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如临其境,如历其事。这样的文字能为情思准备好寄居的屋舍。深层的东西是表现性的,或为思想,或为情感,能给人以深刻的启迪,或者是浓重的感染。
含蓄是一种关于深“藏”的艺术,藏得越深,藏得越巧,艺术的含蓄就越发纯正。情思深藏于词语之内,代表着一个人的语言工夫。情思深藏于事物,深藏于景物。深藏于人物,代表着一个人的技巧功底。而将情思藏于篇章,则表现出一个人的章法驾御水准。
文学大师都有着高超的语言驾驭能力,能对语言文字做出特殊的处理,赋予语言文字独特的魅力,彰显它们的活力,并且借以传情达意。
徐志摩的散文《翡冷翠山居闲话》,有一段文字令人称道。原文是这样的:
作客山中的妙处,尤在你永不须踌躇你的服色与体态:你不妨摇曳着一头的蓬草,不妨纵容你满腮的苔藓;你爱穿什么就穿什么;扮一个牧童。扮一个渔翁。装一个农夫,装一个走江湖的吉卜赛人,装一个猎户;你再不必提心整理你的领结,你尽可以不用领结,给你的颈根与胸膛一半日的自由,你可以拿一条这边艳色的长巾包在你的头上,学一个太平军的头目,或是拜伦那埃及装的姿态;但最要紧的是穿上你最旧的旧鞋。别管他模样不佳,他们是顶可爱的好友,他们承着你的体重却不叫你记起你还有一双脚在你的底下。
(2004年湖南卷)
芸芸众生,人生百态,这里为什么非要“扮一个牧童,扮一个渔翁,装一个农夫,装一个走江湖的吉卜赛人,装一个猎户”呢?答案就在词语的文化意蕴里。牧童、渔翁、农夫,这三个词语都有浓厚的民族文化传统。国画里有牧童牛背横笛的场景。诗歌有“骑牛远远”,“短笛横吹”的形象。国画有渔翁垂钓的图卷,诗歌有“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烟销日出不见人,欺乃一声山水绿”的描写。农夫则向来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羲皇上人形象。这三类人都是远离喧嚣,不染尘俗,自由自在。吉卜赛人,又称茨冈人,性格热情,奔放洒脱,居无定所,行无定踪。生活无拘无束。猎户呢?终日行走深林,跨越山川,也是一类趣味盎然、逍遥倜傥的人群。不管是牧童、渔翁、农夫,还是吉卜赛人、猎户(隐秀的“秀”),他们都是最无拘无束的。是最接近大自然的、最自由的,这恰好与山中作客的野趣相吻合,蕴含着作者的思想情感(隐秀的“隐”)。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作品的艺术技巧也就是语言文字的运用之道。文学艺术的含蓄,无外乎是将情思藏于事物背后,藏于景物之中,藏于人物情节。
画家、散文家丰子恺的《杨柳》,就是借了“杨柳”的由头来表达自己对生活的态度的:
听人说,这植物是最贱的。剪一根枝条来插在地上,它也会活起来,后来变成一株大杨柳树。它不需要高贵的肥料或工深的壅培,只要有阳光、泥土和水,便会生活,而且生得非常强健而美丽。牡丹花要吃猪肚肠,葡萄藤要吃肉汤,许多花木要吃豆饼,杨柳树不要吃人的东西,因此人们说它是“贱”的。大概“贵”是要吃的意思。越要吃得多,越要吃得好,就是越“贵”。吃得很多很好而没有用处,只供观赏的,似乎更贵。例如牡丹比葡萄贵,是为了牡丹吃了猪肚肠一无用处,而葡萄吃了肉汤有结果的原故。杨柳不要吃人的东西,且有木材供人用,因此被人看作“贱”的。
……
自古以来,诗文常以杨柳为春的一种主要题材。写春景日“万树垂杨”,写春色曰“陌头杨柳”,或竟称春天为“柳条春”。我以为这并非仅为杨柳当春抽条的原故,实因其树有一种特殊的姿态。与和平美丽的春光十分调和的原故。这种特殊的姿态便是“下垂”。不然,当春发芽的树木不知凡凡,何以专让柳条作春的主人呢?只为别的树木都凭仗春的力而拼命向上,一味求高,忘记自己的根本。其贪婪之相不合于春的精神。最能象征春的神意的只有垂杨。
(2006年辽宁卷)
杨柳具有什么品质呢?有两点:“贱”而有用,而非“贵”无用;高而能下,而非高而忘本(隐秀的“秀”)。杨柳的这些品质正是丰子恺人生观念委婉诉说,不逐富贵荣华,超越世俗名利,恬淡里孕育生命的崇高,平凡里成长精神的伟大(隐秀的“隐”)。
作者借杨柳传达的思想感情,不同于“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也不同于“杨柳岸,晓风残月”。这表现在作者对“杨柳”有意地描摹上.作者以“牡丹花”、“葡萄藤”衬托“杨柳”这个主体形象,写出其独特的下垂姿态。使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