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好一个参乘樊哙
作者：成 龙
参乘者，警卫也。当时乘车，站在车子右边担任警卫之人，保卫主人安全，自然重要；但就其身份而言，却是极为低微的。像鸿门宴这样重要的宴会，参乘是没有资格参加的。但就是这样一个身份低微之人，却三救刘邦，成为了改写中国历史的重要人物之一。为什么这么说呢?《鸿门宴》中有几处细节表明了樊哙是一个非同寻常之人。
首先，樊哙是一个勇猛之人。刘邦前往鸿门“自来谢项王”，“从百余骑”，一百多随从中，有谋臣张良，有部下夏侯婴、靳强、纪信等人，他们可都是智谋过人，非同一般。可是在“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危急形势下，张良出去见的人却是参乘樊哙，这足以表明樊哙在危急时刻能起到重要作用。樊哙果不负张良厚望，“带剑拥盾”直闯军门，勇撞卫士，如人无入之境。面对项王，头发上指，眼角开裂，愤怒之状，已是极点，其勇气直撼项王，以至于项王直称樊哙为“壮士”，并赐酒赐座，间接地阻止了项庄继续舞剑，化解了一场危机，一救刘邦于刀光剑影之中。
樊哙是一个忠诚之人。危难时刻，挺身而出，全力保护主子安全。要知道，在那种侍卫重重的情境中，没有对主子的绝对忠诚，是不可能做出直闯军门的举动的。这也正是张良只见樊哙的根本原因。
樊哙还是一个聪明至极的人。在得知沛公身处危难之中时，樊哙自告奋勇，提出直入军门。在面对项王以生彘肩试其勇力与忍辱限度时，樊哙坦然视之，从容应对。试想，如果仅有忠诚与勇猛，只是一介武夫，在“士可杀不可辱”的信念主宰下，就极有可能凭一时之气，做出不合乎礼、乱大事的举动来。樊哙冲进军门，不是为了表面上给项王怒气看的(实际上，樊哙之“怒”只是一种道具，先给项王一个下马威)，也不是为了卮酒与彘肩的，他是要借机为主子沛公辩护的，果然。在项王再次称其为壮士并探问“能复饮乎”时，抓住“饮”与“死”的关系，大做文章，慷慨陈词。怀王有约在先，沛公本可称王关中，却不敢自专，只是为了等待项王前来。这样说，既是为沛公辩护，更是维护项王尊严。接着，提出沛公劳苦功高，却“未有封侯之赏”，表面上是道沛公的委屈，实质上却是说，你项王有“封侯”之权，这就把项王抬得比怀王地位还高，项王岂不高兴?最后以“窃为大王不取也“作结”一“窃”字，贬已扬人，再次维护项王的尊贵地位，总之。樊哙宴席上的一番话，将恭维与辩护结合得天衣无缝，恭维是手段，辩护是目的，唯有“自衿功伐”如项王者，才会被小小的参乘的一番话而弄得“未有以应”。樊哙陈词，二救刘邦于猜疑嫌隙之中。
樊哙更是一个目光长远、可谋大事之人。樊哙陈词，气氛得以缓和，刘邦片刻之后，便借“如厕”，退出宴会，走时不忘把樊哙叫出来。此时，樊哙已深得刘邦信任。退出之后，刘邦当然想到要尽快逃出这是非之地，但是却心存忧虑，认为出而不辞于礼不合。在这种剑拔弩张、存亡悬于一发的危险情况下，刘邦还顾及礼节，不由得让人捏一把汗。还好，此时，还有樊哙。樊哙于此情此景中说出一番原本不太符合身份的话，“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这可是需要极其长远的目光才能比较得出“大行”与“细谨”、“大礼”与“小让”的区别的；“如今人方为刀俎，我为鱼肉”，“刀俎”与“鱼肉”的比喻，形象生动，将敌强我弱、敌存我亡的危机显露无遗，这可需要大智慧方能如此准确生动；一句“何辞为”，更是斩钉截铁，态度明朗，不容多想。正是有了樊哙的这一番着眼长远、形象恰切、不容置疑的话，才让刘邦放下礼数的忧虑，下定决心，脱离虎口。樊哙的胸怀与睿智，三救刘邦于优柔寡断之中。
看来樊哙确实是一个举足轻重之人，身份低微却勇猛无比、聪明睿智、胸怀远大，三救刘邦于危急之中，在历史的紧要关头，表现，出异于常人的智谋。那么。太史公为什么塑造这样一个人物形象呢?其实，这正是太史公“一石三鸟”之计。首先，樊哙的出现与表现，可以推动情节的发展。直闯军门，使得因舞剑而紧张的气氛更加紧张，一番陈词。让项王无言以对，气氛稍有缓和。一席智语，帮刘邦定夺，逃离险境，预示了这场斗争刘胜项败的最终结局。第二，衬托了刘邦的知人善任，连一个参乘尚且能依其才干加以重视，更不用说谋臣将士了。第三，反衬了项羽的自衿功伐和刚愎自用。樊哙陈词之所以能够成功，正是项羽强烈的自衿功伐的心态在起作用，而项羽不听从谋臣范增的屡次诤谏而刚愎自用，正与刘邦听取参乘樊哙的建议形成鲜明对比。这也是项羽最终失败的根本原因。
好一个参乘樊哙!好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人们应该给予他更多的关注，方能探历史之真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