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我受死者生前之托，破天荒第一次写了一幅墓碑，碑文曰“酒公张先生之墓”。写毕，卷好，郑重地寄到家乡。 　　这个墓碑好生奇怪。为何称为“酒公”，为何避其名号，为何专托我写，须从头说起。 　　酒公张先生，与世纪同龄。其生涯的起点，是四明山余脉鱼背岭上的一个地名：状元坟。相传宋代此地出过一位姓张的状元，正是张先生的祖先，状元死后葬于家乡，鱼背岭因此沾染光泽，张姓家族更是津津乐道。但是，到张先生祖父的一代，全村已找不到一个识字人。 　　张先生的祖母是一位贤淑的寡妇，整日整夜纺纱织布，积下一些钱来，硬要儿子张老先生翻过两个山头去读一家私塾，说要不就对不起状元坟。张老先生十分刻苦，读书读得很成样子，成年后闯荡到上海学生意，竟然十分发达，村中乡亲全以羡慕的目光看着张家的中兴。 　　张老先生钱财虽多，却始终记着自己是状元的后代，愧恨自己学业的中断。他把全部气力都花在儿子身上，于是，他的独生儿子，我们的主角张先生读完了中学，又到美国留学。在美国，他读到了胡适之先生用英文写的论先秦逻辑学的博士论文，决定也去攻读逻辑。但他的主旨与胡适之先生并不相同，只觉得中国人思绪太过随意，该用逻辑来理一理。留学生中大家都戏称他为“逻辑救国论者”。20年代末，张先生学成回国，在上海一家师范学校任教。那时，美国留学生已不如胡适之先生回国时那样珍贵。师范校长客气地听完了他关于开设逻辑课的重要性的长篇论述后，莞尔一笑，只说了一句：“张先生，敝校只有一个英文教师的空位。”张先生木然半晌，终于接受了英语教席。 　　他开始与上海文化圈结交，当然，仍然三句不离逻辑。人们知道他是美国留学生，都主动地靠近过来寒暄，而一听到讲逻辑，很快就表情木然，飘飘离去。在一次文人雅集中，一位年长文士询及他的“胜业”，他早已变得毫无自信，讷讷地说了逻辑。文士沉吟片刻，慈爱地说：“是啊是啊，收罗纂辑之学，为一切学问之根基！”旁边一位年轻一点的立即纠正：“老伯，您听差了，他说的是巡逻的逻，不是收罗的罗！”并转过脸来问张先生：“是否已经到巡捕房供职？”张先生一愕，随即明白，他理解的“逻辑”是“巡逻侦缉”。从此，张先生再也不敢说逻辑。 　　但是，张先生终于在雅集中红了起来，原因是有人打听到他是状元的后代。人们热心地追询他的世谱，还纷纷请他书写扇面。张先生受不住先前那番寂寞，也就高兴起来，买了一些碑帖，练毛笔字。不单单为写扇面，而是为了像状元的后代。衣服也换了，改穿长衫。课程也换了，改教国文。他懂逻辑，因此，告别逻辑，才合乎逻辑。 　　1930年，张先生的父亲去世。遗嘱要求葬故乡状元坟，张先生扶柩回乡。 　　坟做得很有气派，整个葬仪也慷慨花钱，四乡传为盛事，观者如堵。此事刮到当地青帮头目陈矮子耳中，他正愁没有机会张扬自己的声势，便带着一大帮人到葬仪中寻衅。 　　那天，无数乡人看到一位文弱书生与一群强人的对峙。对他们来说，两方面都是别一世界的人，插不上嘴，也不愿插嘴，只是饶有兴味地呆看。陈矮子质问张先生是否知道这是谁的地盘，如此筑坟，为何不来禀告一声。张先生解释了自家与状元坟的关系，又说自己出外多年，不知本地规矩。他顺便说明自己是美国留学生，想借以稍稍镇一镇这帮强人。 　　陈矮子得知了张先生的身份，又摸清了他在官府没有背景，便朗声大笑，转过脸来对乡人宣告：“河西袁麻子的魁武帮弄了一个中学生做师爷，神气活现，我今天正式聘请这位状元后代。美国留学生做师爷，让袁麻子气一气！”说毕，又命令手下随从一齐跪在张老先生的新坟前磕三个响头，便挟持着张先生扬长而去。 　　这天张先生穿一身麻料孝衣，在两个强人的手臂间挣扎呼号。已经拉到很远了，还回过头来，满脸眼泪，看了看山头的两宗坟莹。状元坟实在只是黄土一杯，紧挨着的张老先生的坟新石坚致，供品丰盛。 　　张先生在陈矮子手下做了些什么，至今还是一个谜。据说，从此之后，这个帮会贴出的文告、往来的函件，都有一笔秀挺的书法。为了这，气得袁麻子把自己的师爷杀了。 　　又据说，张先生在帮会中酒量大增，猜拳的本事，无人能敌。 　　张先生逃过三次，都被抓回。陈矮子为了面子，未加惩处。但当张先生第四次出逃被抓回后，终于被打成残疾，逐出了帮会。乡人说，陈矮子最讲义气，未将张先生处死。 　　张先生从此失踪。多少年后，几个亲戚才打听到，他到了上海，破着腿，不愿再找职业，不愿再见旁人，躲在家里做寓公。父亲的那点遗产，渐渐坐吃山空。 　　直到1949年，陈矮子被镇压，张先生才回到家乡。他艰难地到山上拔净了坟头的荒草，然后到乡政府要求工作。乡政府说：“你来得正好，不忙找工作，先把陈矮子帮会的案子弄弄清楚。”这一弄就弄了几年，而且越弄越不清楚。他的生活，靠帮乡人写婚丧对联、墓碑、店招、标语维持。1957年，有一天他喝酒喝得晕晕乎乎，在给乡政府写标语时把“东风压倒西风”写成了“西风压倒东风”。被质问时还轻描淡写地说只是受了当天天气预报的影响。此地正缺右派名额，理所当然把他补上了。 　　本来，右派的头衔对他倒也无啥，他反正原来就是那副朽木架子。只是一个月前，他刚刚与一个比他年长8岁的农村寡妇结婚，女人发觉他成了双料坏人，怕连累前夫留下的孩子，立即离他而去。 　　四年后，他右派的帽子摘了。理由是他已经改恶从善。实际上，是出于县立中学校长对政府的请求。摘帽没几天，县立中学聘请他去担任英语代课教师。县中本不设英语课，这年高考要加试外语，校长急了，要为毕业班临时突击补课。问遍全县上下，只有张先生一人懂英语。 　　他一生没有这么兴奋过。央请隔壁大娘为他整治出一套干净适体的服装，立即翻山越岭，向县城赶去。 　　对一群乡村孩子，要在五个月内从字母开始，突击补课到应付高考水平，实在艰难。但是，无论别人还是他，都极有信心，理由很简单，他是美国留学生。县中里学历最高的教师，也只是中师毕业。 　　开头一切还算顺利，到第四个星期却出了问题。那天，课文中有一句We　all　love　Chairman　Mao，他围绕着常用词love，补充了一些解释。他讲解道，这个词最普通的含义，乃是爱情。他在黑板上写了一个例句：爱是人的生命。 　　当他兴致勃勃地从黑板上回过身来，整个课堂的气氛变得十分怪异。女学生全都红脸低头，几个男学生扭歪了脸，傻看着他发愕。突然，不知哪个学生先笑出声来，随即全班爆发出无法遏止的笑声。张先生惊恐地再看了一下黑板，检查有没有写错了字，随即又摸了摸头，持了捋衣服，看自己在哪里出了洋相。笑声更响了，40几张年轻的嘴全都张开着，抖动着，笑着他，笑着黑板，笑着爱，震耳欲聋。这天的课无法讲完了，第二天他刚刚走进教室，笑声又起，他在讲台上呆站了几分钟就出来了，来到校长办公室，声称自己身体不好，要回乡休息。 　　这一年，整个县中没有一人能考上大学。 　　张先生回家后立即脱下了那身干净服装，塞在箱角。想了一想，端出砚台，重新以写字为生。四乡的人们觉得他命运不好，不再请他写结婚对联，他唯一可写的，只是墓碑。 　　据风水先生说，鱼背岭是一个极好的丧葬之地，于是，整座山岭都被坟墓簇拥。坟墓中有一大半墓碑出自张先生的手笔。他的字，以柳公权为骨，以苏东坡为肌，遒劲而丰润，端庄而活泼，十分惹目。外地客人来到此山，常常会把湖光山色忘了，把茂树野花忘了，把溪涧飞瀑忘了，只观赏这一座座墓碑。死者与死者家属大多不懂此道，但都耳闻张先生字好，希望用这样的好字把自己的姓名写一遍，铭之于石，传之不朽。 　　乡间丧事是很舍得花钱的，张先生写墓碑的报酬足以供他日常生活之费。他好喝酒，喝了两斤黄酒之后执笔，字迹更见飞动，因此，乡间请他写墓碑，从不忘了带酒，另备酒肴三五碟。通常，乡人进屋后，总是先把酒肴在桌上整治妥当，让张先生慢悠悠喝着，同时请一年轻人在旁边磨墨，张先生是不愿用墨汁书写的。待到喝得满脸酡红，笑眯眯地站起身来，也不试笔，只是握笔凝神片刻，然后一挥而就。 　　乡人带来的酒，每次都在5斤以上，可供张先生喝几天。附近几家酿酒作坊，知道张先生品酒在行，经常邀他去品定各种酒的等次，后来竟把他的评语，作为互相竞争的标准，因此都尽力来讨好他。酒坛，排满了他陋室的墙角。大家嫌“张先生”的称呼过于板正，都叫他酒公，他也乐意。一家作坊甚至把他评价最高的那种酒定名为酒公酒，方圆数十里都有名气。 　　前年深秋，我回家乡游玩，被满山漂亮的书法惊呆。了解了张先生的身世后，我又一次上山在墓碑间徘徊。我想，这位半个多世纪前的逻辑救国论者，是用一种最潦倒、最别致的方式，让生命占据了一座小山。他平生未能用自己的学问征服过任何一个人，只能用一支毛笔，在中国传之千年的毛笔，把离开这个世界的人慰抚一番。可怜被他慰抚的人，既不懂逻辑，也不懂书法，于是，连墓碑上的书法，也无限寂寞。谁能反过来慰抚这种寂寞呢？只有那一排排灰褐色的酒坛。 　　在美国，在上海，张先生都日思夜想过这座故乡的山，祖先的山。没想到，他一生履历的终结，是越来越多的墓碑。人总要死，墓很难坍，长此以往，家乡的天地将会多么可怕！我相信，这位长于推理的逻辑学家曾一次次对笔惊恐，他在笔墨酣畅地描画的，是一个何等样的世界！ 　　偶尔，张先生也到酿酒作坊翻翻报纸。八年前，他在报纸上读到一篇散文，题为《笑的忏悔》。起初只觉题目奇特，一读下去，他不禁心跳剧烈。 　　这篇文章出自一位在省城工作的中年人的手笔。文章是一封写给中学同班同学的公开信，作者询问老同学们是否都有同感：当自己品尝过了爱的甜苦，经历过了人生的波澜，现在正与孩子一起苦记着外语单词的时候，都会为一次愚蠢透顶的傻笑深深羞愧？ 　　张先生那天离开酿酒作坊时的表情，使作坊工人非常奇怪。两天后，他找到乡村小学的负责人，要求讲点课，不要报酬。 　　他实在是命运险恶。才教课三个月，一次台风，把陈旧的校舍吹坍。那天他正在上课，拐着腿拉出了几个学生，自已被压在下面，从此，他的下肢完全瘫痪，手也不能写字了。 　　我见到他时他正静卧在床。我们的谈话从逻辑开始，我刚刚讲了几句金岳霖先生的逻辑思想，他就抖抖索索地把我的手紧紧拉住。他说自己将不久人世，如有可能，在他死后为他的坟墓写一方小字碑文；如没有可能，就写一幅“酒公张先生之墓”。绝不能把名字写上，因为他深感自己一生，愧对祖宗，也愧对美国、上海的师友亲朋。这个名字本身，就成了一种天大的嘲滤。 　　我问他小字碑文该如何写，他神情严肃地斟酌吟哦了一番，慢吞吞地口述起来： 　　 　　酒公张先生，不知籍贯，不知名号，亦不知其祖宗世谱，只知其身后无嗣，孑然一人。少习西学，长而废弃，颠沛流荡，投靠无门。一身弱骨，或踟蹰于文士雅集，或颤慑于强人恶手，或惊恐于新世问诘，或惶愧于。幼者哄笑，栖栖遑遑，了无定夺。释儒道皆无深缘，真善美尽数失落，终以浊酒、败墨、残肢、墓碑、编织老境。一生无甚德守，亦无甚恶行，耄年回首，每叹枉掷如许粟麦菜蔬，徒费孜孜攻读、矻矻苦吟。呜呼！故国神州，等莘学子，愿如此潦倒颓败者，唯张先生一人。 　　述毕，老泪纵横。我当时就说，如此悲凉的文词，我是不愿意书写的。 　　张先生终于跛着腿，走完了他的旅程。现在，我书写的七宁墓碑，正树立在状元坟，树立在层层墓碑的包围之中。他的四周，全是他恣肆的笔墨。他竭力讳避家族世谱，但三个坟，状元、张老先生和他的，安然并列，连成一线，像是默默地作着他曾热衷过的逻辑证明。不管怎么说，这也算给故乡的山，添了小小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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