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起来，在阳台上坐坐，想读几份昨天在巴特农神殿门口得到的英文资料。不想刚坐下又站起身来，原来发现巴特农神殿就在我的左前方山顶。 　　我重新坐下，久久地抬头仰望着它。 　　希腊文明是在它的脚下一步步走出来的，但是，当希腊文明的黄金时代过去之后，它还在。这是一切遗迹的大幸还是大不幸？伴随过自己的辉煌已一去不复返，自己只能带着悲怆的记忆耸立于衰草残阳。 　　它太气派、太美丽，后世的权势者们一个也放不过它，不会让它安静自处。 　　罗马帝国时代，它成了基督教堂；土耳其占领时期，它又成了回教堂；在十七世纪威尼斯军和土耳其军的战争中，它又成了土耳其军的火药库，火药库曾经爆炸，而威尼斯军又把它作为一个敌方据点进行猛烈炮轰。在一片真正的废墟中，十九世纪初年，英国驻土耳其大使又把遗留的巴特农神殿精华部分的雕刻作品运到英国，至今存放在大英博物馆。 　　摧残来自野蛮，也来自其他试图强加别人的文明。因此巴特农，既是文明延续的象征，也是文明受辱的象征。 　　受尽屈辱的老祖母更受后辈尊敬。本世纪中期，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的那几天，德国法西斯还在统治着希腊，有两个希腊青年，徒手攀登巴特农神殿东端的垂直峭壁，升起了一面希腊国旗。这事很为巴特农神殿争光，那两个青年当即被捕，几天后德国投降，他们成了英雄。今天，这面希腊国旗还在那里飘着，一面儿孙们献给老祖母的旗。 　　记得昨天傍晚我们离开巴特农神殿很晚，已经到了关门的时分，工作人员轮番用希腊语、英语和日语催我们离开，我们假装听不懂，依然如饥似渴地到处瞻望着，这倒是把这些工作人员感动了。他们突然想起，眼前可能就是当地报纸上反复报道过的那几个中国人？于是反倒是他们停下来看我们了。 　　这些工作人员大多是年轻姑娘，标准的希腊美女，千年神殿由她们在卫护，苍老的柱石衬托着她们轻盈的身影。她们在山坡上施然而行，除了衣服，一切都像两千年前的女祭司。 　　当我们终于不得不离开时，门口有人在发资料。当时拿了未及细看，现在翻出来一读，眼睛就离不开了。原来，一个组织、几位教授，在向全世界的游客呼吁，把巴特农神殿的精华雕刻从伦敦的大英博物馆请回来。 　　理由写得很强硬： 　　一、这些文物有自己的共同姓名，叫巴特农，而巴特农在雅典，不在伦敦； 　　二、这些文物只有回到雅典，才能找到自己天生的方位，构成前后左右的完整； 　　三、巴特农是希腊文明的最高象征，也是联合国评选的人类文化遗产，英国可以不为希腊负责，却也要对人类文化遗产的完整性负责…… 　　真是义正辞严，令人动容，特别是对我这样的中国人。 　　突然想起，很多年前我曾写了一篇文章表达自己对斯坦因等人取走敦煌文物的不甘心，说很想早生多少年到沙漠上拦住他们的车队，与他们辩论一番。没想到这种想法受到很多年轻评论家的讪笑。有一位评论家说：“你辩得过人家博学的斯坦因吗？还是识相一点趁早放行。” 　　我对别人的各种嘲弄都不会生气，但这次是真正难过了，因为事情已不是对我个人。 　　看到希腊向英国索要巴特农文物的这份材料，我也想仿效着回答国内那些年轻的评论家几条： 　　一、那些文物都以敦煌命名，敦煌不在巴黎、伦敦，而在中国，不要说中国学者，哪怕是中国农民也有权利拦住车队辩论几句； 　　二、我们也许缺少水平，但敦煌经文上写的是中文，斯坦因完全不懂中文，难道他更具有读解能力？ 　　三、在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同时，中国还发现了甲骨文。从甲骨文考证出一个清晰的商代，是由中国学人合力完成的，并没有去请教斯坦因。所以中国人在当时也具备了研究敦煌的水平。 　　我这样说，并不是出于狭隘民族主义来贬斥一切来华的外国考古学家，但实在无法理解那些年轻评论家的慷慨。他们也许以为自己已经获得了纯西方化的立场，但是且慢，连西方文明的摇篮希腊，也不同意。 　　你看这份呼吁索回巴特农文物的资料还引述了希腊一位已故文化部长的话： 　　我希望巴特农文物能在我死之前回到希腊，如果在我死后回来，我一定复活。 　　这种令人鼻酸的声音，包含着一个文明古国最后的尊严。这位文化部长是位女士，叫曼考丽（Ｍｅｌｉｎａ Ｍｅｐｃｏｕｒｉ）。发资料的组织把这段话写进了致英国首相布莱尔的公开信。 　　一九九九年十月五日，希腊雅典，夜宿Ｒｏｙａｌ Ｏｌｙｍｐｉｃ旅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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