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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敲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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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民意测验,名单完全一致,我们心里也就有了底。”方千司长说到这里,伸手捋了捋头。他在说话过程中,一直有一些很随意的手部动作,像是为了让血脉畅通。好多长者都有这个特点。
捋完头,他向我一笑,说:“有个人三次都名列第一,你知道是谁吗?”
“谁?”我饶有兴趣。
“你。”他用手指轻轻地点了点我。
我一愣,很想辨别他是不是在开玩笑,但立即知道不是。我以前并不认识他,没有开玩笑的基础,而且谈话到现在,也还没有出现开玩笑的气氛。
于是我结结巴巴地解释起来:“这不能算数。我名列第一,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我没有做过官。只要做过一下,哪怕是再小的官,大家也就识破真相,不再投我了……”
方千司长站起身来,提起热水瓶给我和他自己加了水,却不再坐下,很正式地给我说了一段话 :“文化部领导和上海市委考虑到你的年龄优势和学术成就,本来就对你有兴趣。曾经对你在‘文革’中的表现进行了严格的审查,一切满意,早已作出过决定。没想到你的群众基础也那么好,因此,你要准备担任行政领导职务。”
我想,前一阵道听途说,系里缺一位年轻一点的副主任,一位老教师朝我使眼色,还附在耳边轻声说:“我提了你。”难道,这位老教师的提议成真?
我决定推托,却始终没有弄明白一个根本权限:选一个系的副主任,哪里需要出动国家文化部的教育司司长本人?
方千司长终于站立着说出了最关键的一句话:“现在我正式转达北京和上海两方面领导的共同意见,决定请你出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
离开音乐学院招待所的时候已经下起蒙蒙细雨,但我没有去乘公共汽车,只是一人茫然地在细雨中走着。在猝不及防的惊讶中,方千司长后来说的话在我听来似云烟缥缈。他仿佛说,没有行政经验不要紧,可以先做一段副院长作为过渡。又说,做了院长,还能从事学术研究,可以把行政事务分配给各个副院长……
方千司长在我失神之时还说了一段企图吸引我的话,我后来回想起来总想发笑。他说:
“院长不忙,那是一种学术荣誉的象征,只与国外同等级的专家交往。院长一具体,就不是好院长了……”
为什么后来回想起来总想发笑?几乎所有做过当家官员的人都明白:我们国家太大,机构繁复,一所高等院校有无数个“上级”,每个“上级”只要有紧急事务,都会下令由院长亲自负责,不得由副院长代替。这种紧急事务,当然不是学术。结果,凡是防火、防盗、计划生育、传染病、校区建筑安全、学生间的殴斗行凶、食堂的伙食质量……全要一一过问,一件也不能丢开。当然有副院长,但他们只是按照你的意思在办。
到那时,还找方千司长论理吗?这位忠厚长者很快就退休了。
但是那天晚上,我还没有这种预感。虽然没有预感,我也没有答应方千司长。
他对我的拒绝有点惊讶,让我回家好好考虑一下。
不必等到回家,我在蒙蒙细雨的淮海路上已决定再度拒绝。
但是,第二天方千司长已经回了北京,委托与我继续谈话的是胡志宏先生。胡志宏先生原是上海教育卫生办公室的领导,现在具体来管理我们学院。
胡志宏先生可能参与了对我履历的审查,对我的过去很了解,因此动员我的话语也更知心,比方千司长更能打动我。
“不要在乎上面,”胡志宏先生说,“你不为苍天为黎民。”
这话就很能打动我。他知道我历来不在乎官场伦理,却会重视民意测验加给我的责任。
为了避一避他的锤子,我只能拿出最低俗的理由:“做行政工作是当公共保姆,太苦了。”有时,低俗能招架一切。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胡志宏先生又一锤打中了我,他知道我心中本有这种牺牲自己的豪气。这种豪气正可用来抹去一切艰辛,让你不好意思再说一个苦字。
但是,我还是摇头。
学院里上上下下都知道了,知道我的被选中,也知道我的拒绝。大家都等待着,很有耐心。
据说现在很多单位选拔官员的时候,刚有选拔意图,那个被选拔对象就会成为众矢之的,大量的检举信、揭发信都会以匿名、具名、联名的方式纷纷投寄到选拔机关。相比之下,当时的上海戏剧学院真是太纯净了。我拒绝了整整四个月,也就是留出了改换名单的四个月
的空间,居然没有出现一个否定意见,也没有出现一个替代名字。
当胡志宏先生告诉我这个情况的时候,我环视窗外的校园,有点感动。
最终起关键推动作用的,是张廷顺老师。记忆中,在我刚进这个学院读书的时候,他已经是教务处长。记得在“两个凡是”时期我受到那几个人的审查,张廷顺老师负责学院清查工作,曾与他们遭遇,张老师厉声质问他们:“小余是我们学院的人,他在‘文革’中的表现我可以担保,请问,你们是谁?‘文革’时期你们在哪里?为什么要查这么好的人?我们学院谁委托你们查了?”那几个人被这个山东大汉问得怏怏而回。张老师质问那些人的事情,是当时在场的一些工作人员告诉我的,我却一直没有遇到张老师。据说他身体不太好,需要经常养病。这么多年过去,那天正是我拒绝出任的四个月后,在学院的大草坪边遇到了他。
他拉着我走到一棵树下,说:“我找了你好些天了。这个学校,几十年都没有安定过。你们也可怜,没上过什么正经课,全靠自学。我这个老教务处长,于心有愧!”
这么一个悲情的开头,使我只想找话安慰他。但他没等我开口,又说下去了:“几十年折腾的结果,使整个学院帮派林立,没有一件事情能够取得一致意见,每次开会都吵得脸红脖子粗。现在,终于有一件事取得一致了:大家都选择了你。你再拒绝,就不好了。”
“只要你答应做院长,”张廷顺老师说,“我还可以再一次出马,担任教务处长,补一补几十年的遗憾。当然这要你们考察审定。”
“张老师,别这么说,别这么说……”除了这句话,我不知道如何回答他。
我的同班同学惠小砚从外地回上海,见我正在为如何有效地拒绝任命而苦恼,便爽利地说 :“想不做官还不容易?我到学院里去说服老师,别把一个做学问的书生拿到火上去烤!”
但是下次见面,她却对我说:“做吧。”
我问她为什么,她说在学院里遇到一群女老师,都这样回答她的劝说:“我们是看着他长大的,放心。”惠小砚说 :“这年月,一个人让那么多人放心不容易。”
我终于告诉胡志宏先生:“让我做半个月的调查研究,再决定。”
胡志宏先生厚厚的眼镜片后面闪出愉快的眼神,说:“好。”
我先直奔南京路、福州路的几个大书店,找到教育学的专柜,把有关中外办学经验和办学规范的书籍,全都买来。这时我才发现,这方面的书居然出了不少,而且由于“文革”后
一切重起炉灶,全是新书。从外国名校的运行规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会议文件,到这些年国内高校进行教育体制改革的调查汇编,十分齐全。我认真地读了整整五天,高等教育,这个我既熟悉又陌生的天地,第一次以一种高层逻辑展开在我眼前。
在这种阅读中,多年来的学术思维帮了我的大忙,我已习惯于在一片纷杂的实际疑问中寻找逻辑支点。只要找到了逻辑支点,没有什么问题不能解决。在国内高校中,我觉得,华中理工学院的教育改革经验比较切中要害。
然后,我就开始找学院里的各色人等谈话,从老教师到中青年教师,从系主任到总务处职员,尽量不遗漏任何一个群落。每次谈话我都劝阻他们发牢骚,也婉拒他们对我个人的鼓励,而只是排列各种有待解决的问题,区分这些问题的主次缓急,然后再一起探讨解决的方法,方法越具体越好。
半个月的感觉一言难尽。如果打一个比方,我原先只是躲缩在一条大船的某间舱房里用功,虽然也能感觉到船在晃动,却不知道所处的位置,行驶的方向,海域的风浪,天象的变化。现在,我登上了船顶瞭望台,看清了这一切,又问明了航海规则,突然觉得不应该再一言不发地躲缩回自己的舱房里去了。
后来回想,才知道,我同意调查研究,其实已经没有回头路。怪不得胡志宏先生有那么愉快的眼神。
那天,我要回答他半个月前的眼神了,说:“好吧,开一个全校大会,我作施政报告。”
施政报告的题目叫《我们别无选择》。那口气,那声调,很像是从船顶瞭望台上发出的。报告那天,据说连全院所有的清洁工人、汽车司机也都自发地挤到礼堂里来听了。
这个报告,立即受到了当时的上海市教育卫生办公室负责人、现在的复旦大学校长王生洪教授的高度评价。他在同济大学专门召开全市高等学校校长会议,对这个报告作了详细的介绍。
那么,我,也就站在驾驶舱里了。而且,我知道,附近海域的其他船只,也都在倾听我们这艘船发出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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