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席畏闻文字狱，着书都为稻粱谋。 　　———龚自珍《咏史》 　　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 　　———徐骏 　　诗人龚自珍《咏史》一诗中说：“避席畏闻文字狱，着书都为稻粱谋。”此 　　诗反映的是那时文人做文章只为谋生存，提及文字狱，就面有异色，真是谈虎色 　　变。其实文字狱古已有之，只是在清朝前期康熙、雍正、乾隆年间，文字狱案件 　　为数之多，规模之大，在历史上是空前的。那时，封建统治者动辄指斥人们“语 　　含怨望”，“狂悼讥刺”，大兴文字之狱。揭发检举此类案件者有功，隐瞒不报 　　或办理不力者有罪。一时告密诬陷之风大盛。有些人断章取义，牵强附会，告密 　　邀功；有些人挟嫌诬陷，以报私怨。文网密布，冤狱频起，文人士子人人自危， 　　惟恐一不小心，陷于罗网，或是受到株连，祸从天降。 　　清代的文字狱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愈演愈烈，前后100 多年，有案可 　　查的大小案件不下100 起。在这些案件中，被判处死刑的200 多人，受到株连而 　　被判处各种刑罚的更不可胜数。文字狱的“罪犯”，既有政府的官员，也有各阶 　　层知识分子和平民，上至朝廷大员（包括个别的满洲贵族），下至一般生员、乡 　　愚迂儒，以及江湖术士、轿夫、船工等等。在清朝前期，大体上说来，随着政治 　　形势的演变，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逐步下降，文字狱打击的对象也随着发生变化。 　　在康熙、雍正年间，主要打击汉族上层分子和政府官员。目的是镇压反清力量， 　　排除政府内部的异己势力。而到了乾隆年间，主要为了打击下层知识分子和平民 　　百姓，同时也株连各级官员。乾隆帝为了进一步压制反动力量，强化中央专制统 　　治，变本加厉大兴文字狱。正是在编纂《四库全书》，大肆宣扬文治之际，趁机 　　各处搜集书籍，也焚烧、毁掉了许多稍有反动眉目的典籍、着作。文字狱因此达 　　到了高潮。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八年的十年间，因文字狱而产生的案件就近50起。 　　早期最大的文字狱案件，是庄氏明史案和戴名世南山集案，都是由于编写前 　　朝、当朝的历史而招祸的。可看作是一次有意识的小题大作，其目的是给具有反 　　清思想的汉族知识分子一个暴力的威胁。而雍正年间的吕留良、曾静之狱，算是 　　清代文字狱中唯一的谋反案件，但是其实并未有真正的行动。这个反抗的力量是 　　十分微弱的。 　　清代最着名的文字狱首先发生在康熙一朝，共有两起：一起是“明史狱”。 　　浙江乌程（今吴兴）富商庄廷拢买得邻居明大学士朱国桢的明史遗稿《列朝诸臣 　　传》，邀集许多名士加以编辑，并增补了明末天启、崇祯两代史事，其中多有指 　　斥满洲的文句，定名为《明书》，作为自己的着作。书中直书清朝先人的名字， 　　指斥明将降清者为叛逆；不使用清朝年号，而用南明永历等朝的年号。书编成后， 　　庄廷拢已经去世，其父庄允城将之刊行。不料有人向朝廷告发，庄允城被逮入京， 　　死于狱中，庄廷拢被掘墓开棺焚骨，所有作序者、校阅者及刻书、卖书、藏书者 　　都被处死。先后因此狱牵连被杀者达70余人，被充军边疆者达几百人。 　　另一起是《南山集》狱。方孝标曾经到云南在吴三桂部下做官，后来及早投 　　降清朝而免除一死，着有《滇黔纪闻》等书。戴名世见其书，在所着《南山集》 　　中加以引用，被认为有“大逆”语。其实二人着作并无什么诋毁清朝的“大逆” 　　之语，只是方孝标的书中说到南明永历政权不算为伪朝，戴名世的书中提到南明 　　弘光帝及其年号，又揭露了康熙帝杀掉明太子的真相；以略微倾向明朝的口气叙 　　述了明末清初的抗清事件，对南明诸王寄以同情。结果此狱也波及数百人，戴名 　　世被斩首，方孝标已死被戮尸，两家男子16岁以上者均被杀，女眷等则被没收为 　　奴婢，方氏同族人都被充军到黑龙江。 　　清代文字狱中惟一的谋反案件，吕留良、曾静之狱，发生在雍正皇朝。吕留 　　良是一个学者，明朝灭亡以后，他参加反清斗争失败，就在家里收子弟教书。有 　　人推荐他博学鸿词，他坚决拒绝了，后来他索性到寺院里，剃头当和尚，躲在寺 　　院里着书立说。书里有反对清朝统治的内容，幸好书写成了，没有流传开去，吕 　　留良死后，更没被人注意。湖南曾静偶然见到吕留良的文章，对吕留良的学问十 　　分敬佩，就派学生张熙，从湖南跑到吕留良的老家浙江去打听他遗留的文稿。张 　　熙一到浙江，不但打听到文稿的下落，还找到吕留良的两个学生。张熙跟他们一 　　谈，很合得来。他向曾静汇报后，曾静也约俩人见了面，4 个人议论起清朝统治， 　　并商量怎样推翻清王朝。曾静打听到担任陕甘总督的汉族大臣岳钟琪，掌握很大 　　兵权，颇受重用。要是能劝说岳钟琪反清，成功就大有希望。曾静写了一封信， 　　派张熙去找岳钟琪。岳钟琪收到信后，大吃一惊，在威逼张熙交待同谋不成之下， 　　假装答应，张熙于是将他们的计划、主谋人员一一交待。岳钟琪马上上奏雍正， 　　报告这起谋反事件。雍正帝将他们严加查办。吕留良已经死了，雍正把吕留良的 　　坟刨了，棺材劈了，又把吕留良的后代和他的两个学生满门抄斩。还有不少相信 　　吕留良的读书人也受到株连，被罚到边远地区充军。 　　直到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文字狱高潮已经过去，还发生了所谓《笃国 　　策》案。由于乾隆时代社会趋向稳定，文字狱引起挟嫌诬陷，株连亲故，造成人 　　人自危、上下猜疑，这对于巩固满清统治秩序并不有利。在这种情况下，清朝统 　　治者调整了以往的政策，延续100 多年的文字狱，在乾隆后期终于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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