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律师说：“上海变化真快，连我这个常来常往的人也认不出来了。”　　 　　麻律师因患感冒提前回房休息。晚上找了一家小餐馆相聚，两位律师要了一瓶白酒，喝得甚为痛快，话也多了起来。赵律师希望我抓住“商机”，抓紧写一本与余秋雨打官司的书。我对他用的“商机”一词，颇感困惑。我现在官司缠身，根本无法考虑这个问题，就是写出来，又有哪家出版社敢出呢？　　 　　在我去上海前的9月14日，收到上海师范大学一位老教授的来信：　　 　　……先生放心，只要通过正常的法律途径，向我作调查，我一定会就我所知“实话实说。”事实总是事实，当今世界，要“指鹿为马”恐怕是天皇老子也做不到。我相信，正义和良知终究会取得胜利！　　 　　9月21日晚上，我们驱车奔向上海郊外一幢别墅。这里住着这位年逾古稀的老人。他提供证言说，余秋雨在别人面前炫耀过参与执笔评“斯坦尼”一文。又听说过当年轰动一时的重头文章《走出“彼得堡”》系出自余秋雨手笔。他介绍了“上海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成立经过和《红旗》上海组稿小组的关系。在1969年发表评“斯坦尼”一文时，该小组其实已不存在。他说：胡锡涛说文艺组的人嫉妒余秋雨的才华，那是他胡说，没这回事。我问他余秋雨70年代得肝炎住医院，你有无探望过他，他说按理我和文艺组的人都探望过。　　 　　由麻律师做笔录。有些地方记得不准确之处，再由证人改正，后由其每页签字，并郑重说明系由回忆写成，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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