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文章中“劝告”过余秋雨不要打官司。因为一打官司，人家就会搜集各种各样的证据对簿公堂，引起他自己讲的“政治历史大搜身”的后果。可是，他根本听不进逆耳之言。他在《我为什么提起诉讼？》（北京《作家文摘》2002年8月16日）中说：　　 　　林彪事件以后，周恩来总理主政，亲自指示上海各高校要学习和研究鲁迅，因而成立了一个由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牵头的鲁迅传小组（“石一歌”），属写作组系统，任务是为刚刚复课的学生注释鲁迅著作，编写鲁迅传记。1974年“批林批孔”之后，该组的一些教师开始写一些“跟风”文章。但是，我早在1973年就离开了，一篇“跟风”文章也没有写过。直到今天，我还是期待着古远清、余杰等人能指出“石一歌”的那些有政治错误的文章中，哪一篇哪一段出自我的手笔，哪怕一句也好。自他们的批判文章发表至今，我已等他们整整九百多天。他们搜集证据的自由，不可能受到任何限制。因此，我已等不及了……　　 　　余秋雨过去是不承认自己参加过“石一歌”小组的，并谎称自己看到署名“石一歌”《鲁迅的故事》的书后，才知道有“石一歌”此“人”（见《余秋雨的一封公开信——答余杰先生》，上海，《文学报》2000年第1127期）现在他总算羞羞答答的承认自己参加过“石一歌”，只不过是1973年就离开了，这总算是一个进步。　　 　　但这里要问的是，“石一歌”仅仅是一个注释鲁迅著作和编写传记的学术组织吗？NO！请看中共上海市委驻原写作组工作组于1978年8月25日出版的第70期《清查报告》中所说：　　 　　《鲁迅传》小组是张春桥、姚文元授意其余党朱永嘉，假借毛主席、周总理号召学习鲁迅的名义搞起来的。　　 　　可见，“石一歌”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团体，而是受“四人帮”控制的一个舆论工具。“假借” 这个词概括了“文革”写作组活动的某些特点，如批“斯坦尼”是“假借”批洋人树江青“旗手”地位；编《鲁迅传》，也是“假借”学鲁迅名义攻击刘少奇、周扬等人。余秋雨上述那段话，也是“假借”周恩来的指示为自己错误开溜，为“石一歌”这个政治怪胎所犯下的严重错误开脱。　　 　　余秋雨说我找不到一个证据证明他写过署名“石一歌”的有政治错误的文章，那末，请再看《关于鲁迅传小组（石一歌）的清查报告》第4页：　　 　　小组刚成立时，朱永嘉、肖木秉承张春桥的旨意声称《鲁迅传》只要写一、两万字就可以。一九七二年，十万字的《鲁迅传》初稿出来后，肖木向张春桥汇报说：生动不如王士菁，深度不如姚文元。张听后没有表示意见。一九七三年，《朝霞》丛刊第1期发表了《鲁迅在广州》一章后，原写作组传达姚文元的意见说：这样写还可以，就怕浅了。　　 　　《鲁迅传》在观点上的主要错误是歪曲鲁迅批孔的事迹，把周扬等同志当做了敌人。“四人帮”余党为了配合所谓“批林批孔”的需要，特意下令把《鲁迅传》中鲁迅后期的一章《再捣孔家店》提前抛出。这一章由鲁迅传小组写出初稿，由原系鲁迅组成员后调写作组文艺组的余秋雨同志作了大改。在这一章中，把鲁迅反帝反蒋的一九三四年几乎写成了“批孔年”，文章从鲁迅不同时期、不同内容的四篇文章中，断章摘句地加以拼凑，得出所谓鲁迅总结的关于“尊孔”与“卖国”的规律。在《鲁迅传》最后一章《鞠躬尽瘁》中，也依照“四人帮”的调子，对周扬、夏衍等同志加以不少诬陷不实之词。　　 　　另外，该书在材料方面也有不少失实之处，有的主观想象，形而上学，有的粗枝大叶，不作调查。所有这些，和该组受“四人帮”恶劣学风和文风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从前一段文字中，可看出《鲁迅传》的写作完全是按“四人帮”旨意炮制的。写作前要他们定调子，甚至写多长都由他们规划好，写完后又要按他们的要求修改，其具体目标是向姚文元的“深度”进军。而余秋雨正担负着把“深度”修改到主子满意的地步。至于余秋雨前面说他1973年就离开了“石一歌”，从这份《清查报告》可看出他离开后不是洗手不干了，而是“调写作组文艺组”，肩负着更重要的为文艺组乃至历史组改稿、统稿等方面的工作。　　 　　第二段中说：“……断章摘句地加以拼凑，得出所谓鲁迅总结的关于‘尊孔’与‘卖国’的规律”。查《学习与批判》1973年第3期，“秋雨”在此帮刊上发表了《尊孔与卖国之间——从鲁迅对胡适的一场斗争谈起》。改完《鲁迅传》，还有《尊孔与卖国之间》的文章发表，这说明秋雨当年为“四人帮”余党干活是何等卖力！此文的问世，也说明余秋雨离开“石一歌”后，不是没有写“跟风”文章，而是比过去跟得更紧了。　　 　　清查报告中说，包括余秋雨在内的“石一歌”文风是“主观想象，形而上学”和“粗枝大叶，不作调查”。这种文风余秋雨是几十年一贯制。他在《文化苦旅》等散文集中出现的众多文史差错，便继承了“石一歌”这种“断章摘句地加以拼凑”和“主观想象”、“粗枝大叶”的恶劣文风。　　 　　清查报告中提到的肖木，原名莫秀常，浙江萧山人。1935年生，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过《上海铁道报》记者、编辑，“文革”前夕写有小说在《人民文学》上发表，被誉为文坛新秀。1967年由徐景贤拉进上海写作组和市委机关造反联合站。由于肖木善于体察张春桥、徐景贤的意图，且非常听话，便不断提拔，先是放在《红旗》杂志上海组稿小组培植，后委于上海市委写作组担任文艺组领导的重任，。写有反映“文革”小说、为王洪文树碑立传的《初春的早晨》。王洪文于1973年8月当了中共中央副主席以后，指名肖木调到北京做他的政治秘书。据中央工作组成员司马东去说：“肖木不仅活动于王洪文之侧，也周旋于张春桥、姚文元之间，批林批孔期间还为江青整理过材料，所以曾自诩‘我为四位首长服务’。肖木人在北京，心挂京沪两地，常为上海的写作组出谋划策，给几个帮刊具体地出点子、改稿子。如果说，张春桥、姚文元是上海市委的‘太上皇’，那么，肖木差不多是上海写作组的‘摄政王’。”（《浩劫上海滩》165-166页）从写作组下属文艺组的关系看来，余秋雨和肖木是否有接触或接触到什么程度，还有待人们去挖掘和钩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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