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余秋雨打官司 “政治历史大搜身”(3)



  大家知道,贾政是大观园的总管,再加上王知常讲“孔子也是贾政”这句话,联系当时“四人帮”“批林批孔批周公”的政治用意,批贾政影射谁一目了然。“其内容也完全由余秋雨重写”,这说明余秋雨今天享有《贾府里的孔圣人——贾政》此文的著作权。他应有勇气把此文收到他未来的《余秋雨全集》中去。  

  余秋雨作为上海大批判组的得力写手,不仅积极参加评《红楼梦》活动,还插手参加评《水浒》影射邓小平的写作。当年上海一位青年工人写了一篇《论阮氏三兄弟》在《学习与批判》1975年第9期发表后,又受命写一篇《〈水浒〉为何摒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后发表于《红旗》1975年第10期)。他在1978年4月16日交代这两篇文章的炮制经过时说:  

  ……毛主席年纪大了,可能在作身后的安排。现在中央日常工作由邓小平同志主持,按趋势是邓小平同志接班,主席可能对他不放心,怕他搞文化大革命前的一套,不愿意让他在自己身后掌握主要权力,现在就通过搞评《水浒》活动,提醒大家。我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在文章的最后写了灵牌问题,并引了列宁的语录,说革命领袖逝世后,修正主义者就把他当做无害的偶像,阉割革命学说的革命内容,以麻痹人民的革命意志,借此影射攻击了邓小平同志。余秋雨看过我的初稿,提意见说灵牌问题要做足,我根据他的意思做了点修改。  

  关于灵牌问题,即“继承权”问题,一般读者可能不太明白,这里用另一位写作组成员于1978年4月12日揭发另一篇大批判文章《灵牌小议》的有关段落做注脚:  

  宋江违背晁盖遗言,搞灵牌,这是因为在梁山上,晁盖是老大,宋江是老二,兄终弟及,梁山泊主,舍宋江其谁?这段话,是影射当时在中央担任重要职务、在毛主席百年之后可以凭已有的资格、地位和威望成为合法继承人的领导同志的,也就是说,是把周总理、邓小平同志都攻击进去的。  

  对这样一个攻击力相当大的所谓灵牌问题,余居然说要加强火力,把“问题做足”,可见其帮派思想是何等严重!他这回充当的是军师,帮工人学员加足火力批邓。可见,余秋雨说自己批邓后因生肝炎便逃过了这一关,完全是不是那么一回事。  

  这次到上海取证另一重大收获,是发现余秋雨除参加文艺组“任犊”、“石一歌”的写作外,还参加历史组“罗思鼎”的写作。这个以“问鼎天下”自居的“罗思鼎”,在“文革”中可谓是大名鼎鼎的人物,有南霸天之称。江青在1974年北京召开的法家著作会议上接见上海写作组成员时,有人将写作组历史组头头介绍给江青,她便连呼三声:“喔!罗思鼎!罗思鼎!罗思鼎!”想不到余秋雨竟会从文艺组“跳槽”成为“罗思鼎”的一个重要角色。如果要拿证据来,这里便有原写作组哲学组组长郭××(即“翟青”)于1978年3月20日写的交待:  

  1975年10月下旬,我还参与了《〈水浒〉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这篇黑文的炮制。这篇黑文的前身,是王知常布置历史组搞的一篇《〈水浒〉与新生活运动》,但王知常不满意。他召集王守稼、余秋雨和我等人特别讨论了一次……我改了一稿以后,按照王知常的规定交给余秋雨修改,最后由王知常修改定稿。  

  这里讲的“王知常的规定”,很耐人寻味。这说明余在康平路写作组本部不是跑龙套的人物,难怪王知常封这位担负着许多重要文章改稿重任的余秋雨为“第一号种子选手”。  

  如果说郭××的交代还不足以证明的话,那王守稼于1978年5月10日写的《揭发关于“〈水浒〉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同样证明了这一点:  

  《〈水浒〉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是王知常布置的……我写了一稿,王知常不满意,对我发脾气,还说:“我叫郭××去改……”在郭××改稿中已发现有“……围攻不可怕,有人被淘汰掉了也不可怕。淘汰了沙子,金子会更加闪光”等语,因此这段话是郭××写进去的。那天讨论时,王知常又指定余秋雨修改。  

  毛泽东逝世前,已发现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在从事宗派活动,先是称他们为“上海帮”,后发现江青是“上海帮”的灵魂人物,便把他们改称为“四人帮”,严肃地批评王、张、江、姚不该搞阴谋诡计,从事结党营私的活动。据上海市委驻原写作组工作组写的《关于原写作组借评〈水浒〉大造反革命舆论的清查报告》中称,《〈水浒〉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作用在于“对毛主席严正批判‘四人帮’的一系列谈话批示进行反扑”。这样的重头文章余居然也参与修改,这修改总不是在写研究《水浒》的学术论文吧?  

  “又指定余秋雨修改”,“又”字也很耐人寻味。王知常到底给余“又”了多少回?这虽然还是个谜,但从只参加过一次讨论的王守稼揭发看,余秋雨是这篇文章的最后修改者,其起的作用比另一位号称“真正的一号种子选手”的郭××还重要。夏其言曾在清查报告中说余秋雨是王知常的“得力帮手”,这里又一次得到了证实。  

  这里要说明的是,郭××是我在武汉大学读书时最要好的同学。他担任《珞珈山文艺》主编时,我任副主编。当时我们无话不谈。在90年代后期,我在上海开会时找过他,他跟我讲过余炫耀自己写过《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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