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到我家的刊物，通常我都要先粗粗地翻一下。三个月前我在《深圳周刊》上看到一篇《接受本刊专访 自己袒露心迹 余秋雨告别文坛》。标题很吸引人，我就看了下去。原来是青年学者余杰写了一篇《余秋雨你为何不作忏悔》，揭露余秋雨是“文革余孽”。余秋雨就写了封公开信答复了余杰。“两余”之间这第一个回合都已经在《中国新闻周刊》上发表过。而《深圳周刊》这一期则刊出余秋雨又接受该刊记者的采访时同记者的对话。三篇加在一起大概有一万多字。余秋雨颇负文名，我不知道他怎么红了起来。很遗憾他的大作我一篇都没有读过。惟有这期《深圳周刊》中有关他的全部文字我每个字都看了。读后我才知道，原来余秋雨是“文革”中参加“造反派”组织、积极做了不少事的人。我不是根据余杰文章，而是根据余秋雨自己写的、讲的这两篇来这样认定的。不过在那场持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中前前后后参加造反派组织的人千千万万，有各种情况，余秋雨属于哪一种，除他写的表明的情况外，还有些什么我没有研究，也不想研究，就不好说了。　　 　　现在我提起笔写这篇短文，除了正好《深圳周刊》的于爱成同志向我约稿外，并非我对具体的“造反派”余秋雨有什么兴趣，更不想介入“两余”之争。但我对“文革”期间一般的“造反派”的兴趣倒是不小的。回想起1983年，有一回我参加了胡耀邦在中南海召开的会议，研究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的文件《关于整党问题的决议》的草稿。在这个文件的草稿中，提出要在党内清理“三种人”。所谓“三种人”中的第一种便是“造反起家的人”，是指那些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紧跟林彪、江青一伙拉帮结派，造反夺权，升了官，干了坏事，情节严重的人。第二种人是“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是由那些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竭力宣扬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动思想，拉帮结派干坏事，粉碎“四人帮”以后，明里暗里继续进行帮派活动的人。第三种便是“打砸抢分子”。《决议》说区分是不是“三种人”的根据，是本人对党、对人民造成危害的事实，而不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头衔或参加哪一个组织。现在我手边还没有查到当初拿出来让我参加研究的那个稿子。估计在我的那个“故纸堆”中会有，但找起来太费事，所以只在书柜里找到那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当初拿出来讨论的草稿和后来通过的《决议》，相比之下修改不多，这个《决议》对我今天写回忆也够用了。我记得很清楚，在那个会议上我即席发表了一个意见，说：如果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后，立即着手查明谁属于整风文件中的“三种人”，那是很容易的。当时党也投入很大的力量去做这个工作，揪出了许多这样的“三种人”。可是当时没有可能把这样的工作做得彻底。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提出中央认为“适应国内外的形势的发展，及时地、果断地结束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这个会议的参加者——包括我在内——都同意这个提法，因为真要把“四人帮”的爪牙的问题查清并作出处理是要花很多时间的。因此在粉碎“四人帮”一年之后，实行这样的转移是必要的。到了五年后的1983年，党中央从国家长远的事业考虑，感到纯洁党的队伍的必要性，决定在二中全会上讨论整党问题。这时候大家认为让“三种人”留在党内会是一个祸害，于是在文件中把清理“三种人”作为党中央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可是这时候机关里的许多造反起家的人挪了位置，各单位的人事也有了更大的变动，造反起家的人就不在原来了解他们的那些人的视线之内了。有的造反起家的人还担任了负责工作，再去查他们，就不那么容易了。我认为是不是“三种人”不能以某人在“文革”中的头衔或者参加哪个组织为根据，而要看他们的行为和思想政治本质。要慎重准确就要讲科学，因此我建议中央成立个“三种人研究所”。我不喜欢“专案组”这个名称。我还有一个想法，这种研究不妨带一点学术性，而且争取长期存在，我建议从若干个“文革”中有名的造反派组织，如首都红三团、上海工总司、清华井冈山、北大的新北大……若干个有名的造反派制造的事件，如“揪军内一小撮”、黄帅事件、张铁生事件、张志新事件……若干个有名的造反派写作组，如北京的池恒、梁效、洪广思、唐晓文、钟佐文，上海的罗思鼎、石一歌、丁学雷……等出发，把所有重要当事人一个一个列出来，区别当时参加活动的情况和“文革”后的表现，进行科学研究，然后采取对策。我这个意见胡耀邦当即表示赞同，但最后没有被采纳。　　 　　当时我还想，即便对那些也许还算不上“三种人”，但是参加了造反派组织、做了坏事的人，经过我说的那个研究所研究了一番之后，把初步结论同本人见面，与群众见面，也可以促使他们好好反思一下，使他们了解，把他们挽留在党内并不是自己蒙混过了关。党对自己了解得很清楚，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对于他们自己会有好处。群众也学会掌握政策的分寸。我本来有一大篇话想说，只是在这个会上有许多同志要发言，我不想占用过多时间，因而来不及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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