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为熟悉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人，大概都知道鲁迅和郭沫若的一桩公案。时在1928年初，后期创造社的几位新锐分子冯乃超、李初梨等，为了推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竟然将鲁迅当成了绊脚石。他们以《艺术与社会生活》等文章，向鲁迅发起了猛攻。猝不及防的鲁迅开始有点莫名其妙，因为他刚从广州到上海，目的之一便是与创造社组成联合战线。“联合宣言”都发出了，怎么会突然遭到“盟友”的攻击呢?稍事镇定之后，鲁迅看出了“盟友”阵营的微妙变化，便先后写出了《醉眼中的“朦胧”》、《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等文进行回答。殊不知这些回答却更加激怒了创造社诸君子，他们把鲁迅比之为中国的Don-Quixote(堂·吉诃德)，把鲁迅的回答称之为中国的“Don-Quixote的乱舞”。为了声援这些年轻的朋友，创造社元老郭沫若先生也披挂上阵，他用杜荃的笔名，发表了《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创造月刊》二卷1期)，称鲁迅为“封建余孽”、“法西斯蒂”、“二重的反革命”。毫无疑问，这二顶帽子对鲁迅完全不合适，而且，套用一个法律术语，杜荃严重侵害了鲁迅的名誉权、荣誉权。　　 　　照理说，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鲁迅完全可以将杜荃先生告上法庭，然而。鲁迅没有这样做，而是继续写文章进行答辩、反驳。这些文章，后来大都收在《三闲集》中。可以想见，如果鲁迅一怒之下采用法律手段，将杜荃告上法庭，即使打赢了官司，鲁迅也就不成其为鲁迅了。　　 　　当然，鲁迅在答辩反驳之中，也并非没有防卫过当之处。比如在《上海文艺之一瞥》(1932，收入《二心集》)的讲演中，他不仅称创造社为“新才子派”，而且称他们为“新才子+流氓”，说他们“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无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派的理论来作武器”。显然，这些说法也厚诬了创造社，郭沫若也完全有理由将鲁迅告上法庭。然而，郭沫若同样没有这样做，他也只不过在《创造十年·发端》等文中加以反驳、辩白而已。　　 　　鲁、郭二人的这场历史公案，颇值得人们仔细思索和玩味。历史的烟云已经消散，人们不会再对当事人的是非对错太感兴趣。人们不能不想到的是：他们为什么都不运用法律武器?可以说因为当时执政的是国民政府，而鲁、郭二人都对这个政府采取不合作态度。但依据常识，一般的民事诉讼和政府并不发生直接关系。而且，即使在北洋军阀政府时代，鲁迅不也状告过章士钊无理撤销他的“区区佥事”吗?创造社不也曾状告某著名出版社侵权吗？惟此，鲁迅完全可以状告郭沫若；郭沫若也完全可以状告鲁迅。所以，告与不告，与政府无关。那么，不告的理由何在呢?恐怕还只能从鲁、郭二人本身找原因。一个最明显也最简单不过的原因是，对于别人的批评与攻击，他们的自卫手段只能是反批评、反攻击，即只能是“纸上谈兵”。否则，丢掉正常的反批评、反攻击，请律师，打官司，将对方告上法庭，这只能表明自己无能反驳，是一个无能为力的“乏”文人。即使官司打赢了，也只能丢脸、跌份、贻笑大方。试想，以鲁、郭那样的才华、气质和文坛地位，他们怎肯出此下策、走此末路呢?幸亏如此，人们才读到了那一篇又一篇互相驳诘的天下妙文，让你禁不住拍案叫绝，回肠荡气。试问，又有谁愿意舍这些天下妙文而去读那些枯燥乏味的诉状和讼词呢?　　 　　以此观之，不知而今那些因文艺批评而起的诉讼案，抹煞了多少天下妙文?　　 　　（《中华读书报》2003年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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