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是个不甘寂寞的人，在别的文化人那里会什么事都没有，在他这儿，总能弄出轩然大波来。譬如“文革”干的那点事，实在小儿科得很，周扬能道歉，巴金能认错，你余秋雨何必非要摆出十分无辜的面孔?有人挑刺，至少说明人家对你的东西在乎。让人挑就是了，何必非要剥夺别人“咬文嚼字”的权利?一个当过上海戏剧学院院长的人，辞掉了院长的官，却把整个天下错当成了剧院，结果，老弄得自己下不了台。　　 　　这回，余秋雨宣布将要封笔了，而且还要退出文化圈，不再参与文化活动了(7月22日《新京报》)……弄得我写这篇东西犹豫得很，因为无论我怎么说，余秋雨都无法再作答辩了，否则，怎么能叫封笔?那么，我就得下笔谨慎，不能有失厚道。　　 　　其实，即使余秋雨从今往后真的不再从事文化事业了，余秋雨的名字也将永远留在中国的文化史上。他以《文化苦旅》为标志的新体散文或叫“文化散文”，作为具有原创价值的散文样式，绝对是对中国现代散文样式的重大贡献。文坛说好说坏，并不影响余秋雨的著作屡屡登上畅销书的榜首。读者用腰包里的钱来投票，那是最货真价实的民意。从心底里说，我对余秋雨的散文，有着深深的敬意。　　 　　若真要归隐名山，作一个“挥手作别西天云彩”的潇洒样，是最好的了。但积习难改的余秋雨，谢幕时留下的几句话，实在的不中听。　　 　　先是介绍他刚完成的《借我一生》。单听书名，就是自传性的。可天下写自传的人多了，犯不着由自己来说自己的自传“全部可信”。而且，证明“全部可信”的理由也很勉强：“自己所写的是父亲、母亲、外公和祖母，不可能在长辈面前讲假话。另外，书中提到的很多人还活着，包括一些同学和朋友。而且书中都有名字，所以不可能造假。”难道不是在长辈面前就能讲假话?如果写的人死了，就可以不说真话?记忆并不是很靠得住的，再好的自传也不能保证没有一点记忆上的失误。只要能如卢梭所言：我难免会把自以为真的东西当真的说了，决不会把明知是假的东西说成是真的。这样一来，人们在读《借我一生》时，反倒特别留意，甚至可以断言，会有人专来“寻”假的。　　 　　自信，是优点；过于自信，就不免成了缺点。余秋雨没忘最后修正一番自己的“文革”形象，这次是拉出“工宣队”来作参照系。说在“文革”中，与工人、军队相比，中学生只“有过几天莫名其妙的行为”，可不知道为什么这“莫名其妙”几个字就能“澄清一些误解”?人们计较余秋雨的主要是他在“石一歌”写作班子里的表现，为什么到了这个时候还不能真诚地认个错呢?　　 　　终于要走的理由，余秋雨说了两点，一是对文化圈的不满，这是肯定的。近年来，文化圈对余秋雨总是贬多褒少，惹得余秋雨动则得咎，自然是不满的；二是说基本完成了自己的“文化苦旅”，有大功告成的意味。其实，文化是个没有终点的“苦旅”，余秋雨这等大儒，有干不完的事。我本想大喊一声“老九不能走”，但转念一想，“老九”能到哪里去呢?文化人除非不活动，一活动不就是文化活动?余秋雨退不出文化圈，这回弄的，不过是一场“退场秀”，甚至弄不好只是推销《借我一生》的广告剧。　　 　　余秋雨，别让我不幸而言中。　　 　　（《中华读书报》2004年8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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