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反正不以严谨的历史科学为专业，向来对一切以实物证据为惟一依凭的主张不以为然，反而怀疑某种传说和感悟中或许存在着比实物证据更大的真实。传说有不真实的外貌，但既然能与不同时空间无数传说者的感悟对应起来，也就有了某种深层真实；实物证据有真实的外貌，但世界万事衍化为各种实物形态的过程实在隐伏着大量的随机和错位。” 　　我一直喜欢听他说这样的话。　 　　　　　　 　　也喜欢他在阅读和诠释作品时的再创造，那里头总会有他自己的体验与想象。 　　忘了说到什么，他给我们讲发生在宁波天一阁范家的一件事情，一直都让我没能忘记。他说到清朝时一位宁波姑娘，因为太想登上天一阁藏书楼读书，便主动要求嫁到范家，谁知她做了范家媳妇才知道，在范家的规矩里，女人是不能进天一阁的。结果她到死也没看上天一阁的任何一本书。 　　他讲的这个故事让我一直都记得，放不下。他总是会把这些本身就充满感觉的事件和人物讲给我们听，留下大大的空间让我们自己去填充。 　　十几年后，制作过电视剧《让爱作主》《浮华背后》的电视制片人、演员江珊的父亲江怀延江爸爸说到他喜欢的余秋雨的散文，印象最深的是《天一阁》，里面讲到一位姑娘，为了看书嫁到范家。江爸爸说他一直放不下这个故事，希望我什么时候写一个东西可以拍成电视剧，既有很好的故事，又能传达些中国文化的特质，了却他的一桩心愿。我没想到江爸爸也和我一样，对这个故事记得这样清楚，还如此在意。 　　关于天一阁范家藏书的故事与细节太多太多，但很少有人会注意到范家家族里存在过的这样一位女性的身世，或者传说。余秋雨一旦接触到，立刻就有了感觉，就紧抓不放，无以释怀。“当我抬起头来仰望天一阁这栋楼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钱绣芸那忧郁的目光”。他一再地在课上、文中提到这个“每次想起都很难过的事件”，皆因他这位人文学者身上还深藏着感性的、审美的、想象的艺术家情怀。他在《风雨天一阁》里说，“我几乎觉得这里可出一个文学作品了，不是写一般的婚姻悲剧，而是写在那很少有人文气息的中国封建社会里，一个姑娘的生命如何强韧而又脆弱地与自己的文化渴求周旋”。 　　他总是对这样一些能够反映出人的真实生存状态的事件有兴趣，总是喜欢念叨这样的事情，不管是真实发生过的，还是艺术作品中勾勒的，既满足自己，也启发别人。 　　我看出他也和我一样，喜欢奇异、缥缈甚至幻象的体验与刺激，因为那当中，也一样会有某种真实的东西潜伏。 　　我喜欢念叨那些经历中不明不白、似是而非的瞬间，一些解释不清又终生难忘的转折，有时没选择好听众、场合与时间，会招来耻笑，但讲给他听，他都听得津津有味，更多的时候他要添油加醋推波助澜。 　　你看他自己写天一阁，说自己是读书人，它是藏书楼，自己身为宁波人，它在宁波城，却一直不得其门而入。后来总算得到机会，去的前一天却遇上台风和暴雨，第二天穿着借来的半统雨鞋进到天一阁的院子里，积水太深，才下脚，鞋里就进了水，便干脆脱掉鞋子，挽着裤管趟水进去。在别人眼里，这样的过程，只是巧合，但他不肯放过，一下就让自己有了另外的联想：“天一阁，我要靠近前去怎么这样难呢？明明已经到了跟前，还把风雨大水作为最后一道屏障来阻拦。我知道，历史上的学者要进天一阁看书是难乎其难的事，或许，我今天进天一阁也要在天帝的主持下举行一个狞厉的仪式？” 　　我来读这段话，宁愿把它当作他天性中偏好有趣、魅惑体验的不自觉流露，虽然他把它拿来作了文章的一个巧妙过渡，上升得有点太过理性，但我还是更喜欢这个过渡之前的他，充满了天真与惊讶，和平时聊天时的他更接近。 　　《霜冷长河》一书的自序，整篇都在抒发他心中的大河情结。本来书还没出来时，一本打着他名字的《霜天话语》就满街都是，不过印得再漂亮，缺了他这篇自序便少了不知多少分量。他说要以霜冷长河的图景为背景，来谈谈人生。似乎很严峻、理智、沉重。但是听他娓娓道来大河在他生命中的纠葛，又埋满了神秘、奇异的因缘。 　　起先说：“几年前，有一次我到北京一位朋友那里去玩，见到一位异人。他见到我，双目炯炯地逼视良久，便说：‘这位先生，你从小是不是产生过一种遥远的记忆，在一条长长的大河边，坐了很多年，在你边上，还坐着一个人，相差大概只有十几步之遥？那人就是我。’”很好玩。 　　又说他果真从小就心中翻滚着一条从未见过的大河，“银亮亮，白茫茫，并不汹涌，也并不热闹，而且不止一条。这些河在哪里？为什么会如此神秘又如此长久地笼罩着我？” 　　后来到了黑龙江，“如此抽象的黑龙江，反倒特别接近我心中的河。难道，上辈子，我曾坐着狗拉雪橇驶行在冰封的黑龙江上？也许我在半道上冻僵了？刘邦厚先生说，冻僵的人脸上的表情是欢笑的，这又有点像了，要不然怎么总有不少人奇怪我，永远欢笑得不合时宜，连企图前来抢救我的人都吓了一跳？”“那么，我上一辈子为什么会来到黑龙江？父辈们是戍边还是流放？江边是否还有家族遗留？” 　　最后转回来他写道：“说到这里我后悔了，不该那么轻慢地对待北京的那位异人。他说我上辈子在河边坐了很多年，这是多好的机语，我怎能摇头？十步之外还有人坐着，陪伴着我，是不是他，不要紧，重要的是长河在流，我坐着。” 　　不管那霜冷长河有多重要的意义，我喜欢听他絮叨这种类似心灵“秘境”的感知之旅，并且由衷地相信他。　 　　　　　　 　　那次已从上戏毕业分配到北京青艺的“刘半仙”回校，可能住在我们楼下的三层男生宿舍，不知为什么，我们女生嗡嗡地都跑下去找他，乖乖坐在他面前，让他算命。这个刘半仙算命是面相与手相加心理三结合，能算过去，也能测未来。听说相当准。也不知为何他算命的名气那么响。 　　这之前我也是根本不认识刘半仙，因为平时对那些“作神弄鬼”的事有兴致，觉得好玩，也就跟着来了。虽然第一次见刘半仙，结果还是被他“算出”了过去，搞得我有点不太好意思。记得刘半仙试探我，说在沙漠里走，水壶一滴水都没了，你是背着水壶接着走，还是把水壶扔了。我想也没想，说扔掉。他说也许后面还有转机呢。我说它本来就是用来装水的，水都没有还指望它什么。刘半仙一脸坏笑，说你这家伙好狠心。 　　我更加急着要他“算”未来。现在都忘了我的未来是什么样儿，只隐隐记得好是好，但每件都得是自己去努力才得得到，总之不会有天上掉馅饼的事落到我头上。现在再想，可不是，一些事自己不去努力，还真不会有送上门来的，比如总想哪天能走在街上被人拣了去做老婆，那人还有点钱能养着我，让我免受上班之劳役，但他又不干涉我的大脑，能让我一辈子过“无法无天”“想入非非”的日子，有那么一点点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意思。可就俺这条件和脾气，天底下哪会有爱俺爱成那样的。真可谓心比天高命比纸薄。 　　人家说，这个刘半仙挺神的，还给余秋雨算命呢，算得也挺准的。原来如“比”！这就像现在的拿名人做广告，余秋雨一下也成了刘半仙的招牌，搞得那天我们几个傻乎乎的女研究生围住刘半仙，问东问西探讨了半天，愉快得不得了。 　　后来刘半仙算命的名气越来越大，据说还算到了香港。九十年代初他也去了深圳，和余秋雨马兰玩得挺好，两家住得很近。 　　据说在上戏读书时，刘半仙给余秋雨算命，还拿小尺子量余秋雨的虎口来着，听起来级别显然比我们的要高得多。男人算命与女人算命，关心的着重点好像也不一样，女人爱算所谓爱情，男人则偏重所谓事业。在上戏，连那些关于余秋雨未来的种种前景都给传来传去，总之是前面一片耀眼，老余注定是要飞黄腾达让全国人民景仰爱戴的。那时刘半仙把余秋雨的事业算得那样了不得，仿佛唾手可得，余秋雨也并不排斥，由他去说。这种事情信则灵不信则无，应该也算是一种良性的刺激、良性的循环。 　　两年前的暑天，我背个大包游荡至江南六镇，几乎每到一个古镇，都与凤凰卫视《寻找失落的家园》摄制组相遇。那几天他们的一位副台长、著名的航拍专家赵群力先生不幸在浙江的楠溪村遇难，搞得我一见他们就想到有一个活生生的人从飞机上掉下来，心生悲怜。摄制组一位看上去游手好闲的家伙，大概看到我的行头装束不同别人，每次都要缠着打听我是不是在搞社会调查。最后互递名片之际，我知道他是深圳人，张口便问他，你们去周庄没找刘半仙吗。这个叫阿诚的人大吃一惊，说你怎么知道我认识刘半仙。 　　我一笑，我们的校友刘半仙在深圳工作一段时间后，现在自己在江苏昆山搞文化公司，但听说他在深圳有不少朋友，我也就那么一诈，就诈着了。 　　这个认识刘半仙的阿诚很喜欢聊天，对什么事都兴致勃勃的样子。 　　到冬天在北京，我跟余秋雨念叨世界真小，在古镇周庄时，一个叫阿诚的人在我边上打手机，刚好是给马兰的，好像在说你们去参加赵群力追悼会的事情。余老师听了，马上高兴起来，说阿诚啊，阿诚这个人很好玩的，他到处开茶馆，都是特别好的茶馆，然后总是约朋友去喝茶，你想想，请朋友去喝茶怎么挣得到钱。可他不管，还要贷款接着开茶馆，开得到处都是。下次去深圳，你也要去他开的茶馆喝茶。 　　我眼前马上出现古镇上阿诚四处找人闲聊天的样子，想起他说凤凰卫视的那部片子他也出了钱，不为别的，就想跟着出来到处逛逛。听起来仿佛一个活得随心又单纯的人。心想这些人都是余秋雨的朋友，经常要在深圳的某些地方喝酒、饮茶，一个圈套一个圈，真的就像余老师说的，他自己倒喜欢和文化圈之外的人交朋友。这倒有点像他的文章，越来越向外打开，越来越脱离他早先的业务领域、居住区域，是他的一个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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