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文人多相轻，也许还有更复杂或无聊的因素交杂其中，当十几年后再与他交谈时，我发现个别他早年的朋友或同行已被排除在他的生活之外，早已互不往来了。想到在上海最后一次和他谈天，他曾那样由衷地向我讲述他那些朋友们的逸事，真替他伤感。　 　　　　　　 　　这是一个非常在意和看重友情的人，到现在也常听他说到某位熟悉的人时总爱加一句“他是我很好的一位朋友”，但关键时候他又总是那样苛求和认真。听他说曾给一位早年要好的友人写过绝交信，因为那人严重伤害了另一位他所尊重的老人，他要求那人公开向老人致歉，否则就从此断交。 　　我想起《世说新语》里说的管宁、华歆二人曾同席读书，门口有香车华盖经过，管宁照旧读书，华歆却忍不住跑出去看热闹。管宁一生气，割席分坐，不再认华歆为自己的朋友。后世一直都把“割席分坐”比喻为朋友绝交。以现代的眼光看，那位华歆实在是有点迂得可爱。在我眼里，余秋雨那样郑重其事、清清楚楚非要用书信的方式来表示他的绝交意愿，也颇有些古代男人割席分坐的憨实决绝。 　　记得有次我跟他告状说有人违背我的意愿出书，我被一些琐屑伎俩气得鸡飞狗跳的，又没有“对敌经验”去应对人家，只会一个劲叫这书别出了。但最后书还是出来了，我一见就一把把它扫落在地上。当时他笑我，说第一个举止是对的，是马小娟的风格，扫落在地就大可不必，动作太大。我说我气坏了，关键是自己还说不清道不白，闷气得很。 　　其实他说我时很客观，但轮到自己也一样会有说一不二、决不退让的时候。 　　我感觉这些年他不仅决意要走出书斋，他也同样不让自己苟同文坛浊事，决意要冲出那一道相互欣赏的关系网、小圈子。 　　而一旦出来，便看得更明了。 　　有次一位熟人跟我唠叨，说余秋雨在一篇文章里提到他与一位什么官方人士间的交往。仿佛这样他就有了攀附的嫌疑。我笑起来，说你这是小人之心啊，你光看到他写自己与官员的来往，他还写了那么多与劳动人民间的交往，你怎么就看不见呢，你自己心态不对头吧。 　　都是读者，都有交流，管他当官的做工的，人家能够认可你，就都是你的荣耀，你的拥趸，你应该心怀感激好好地待他们，还分什么阶层、地位。 　　那次我跟他絮叨，家里的新房子正在装修，好多琐碎的事，要跟人家讨价还价，还要监工，我好烦。昨天那位外地工头还被北京人打了，他们求我去派出所报案，找公安，我答应他们给派出所打个电话，但又觉得莫名其妙，不想跟这些事情挨边。 　　他从车的前座回转身来看我，说你真的烦吗，不应该烦的。你一开始就抱定自己要装修，他们是来给你装修的，一下就把双方的关系明确得不得了。那么他们当然也就把自己当作是给你装修的，那么所有该来的事也就都来了。应该有更好更愉快的方式处理这种主雇关系。至于工头被打的事，不是打电话，而是你自己要去派出所，要跟你们的民警接触起来，这才是你的风格，并且这样近距离的接触，一定会很有趣很好玩的，你还会和他们交上朋友。 　　别人的话我听不进去，但他的话我马上听进去了，觉得他说得很对，我在处理这些很实际的问题时总是不那么得心应手，被动得很，可能真是想问题的方法不对。结果真去了派出所，不仅帮助工头解除了后顾之忧，惩罚了无理欺负他的北京人，还和父母一起，请装修队所有的人在饭馆吃了一顿饭。花的钱并不多，但来自江苏南通的工头和工人一直在说，我们在北京十几年，这还是第一次有东家请我们吃饭。他们的表情，反让我不好意思。那时候双方的交流，真正是普通人之间的真情流露，感觉非常自然，非常舒服，既给别人带来了愉快，也让自己情绪好极了，不好吗？ 　　他很善于与各界各种普通和不普通的人交结，最近我也一直努力想要摹仿他这一点。我太顽固不愿改变自己，家人喝斥过好多回都不管用，拿余老师来做榜样，相信会过渡得好一点容易一点。我甚至说服自己，他是内向型的A型血，他都能凭着自己的热情和善意与人群建立如此良好的关系，我是大大咧咧的O型，我应该做得更好的，我不应该太“各色”了。比如我四处闲逛到南方的小县城玩，公安局长听说了要请我去吃饭，我说这又不是出差，我自己来玩儿的，我干嘛要吃你的饭呀。我推三阻四最后干脆躲在宾馆里装死，打死也不上桌吃饭，弄得公安局长大为不满，认为我架子太大，说“上次来了一位处长，探亲的，吃住都没花自己的钱，临走还带了土特产，多随和多平易近人。真没见过她这样的，不就是个小记者嘛”。是我意想不到的效果。 　　他有时会点拨我，跟警察打交道也很开心的，你不要老想着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跟他们来往，不要老想着他们是警察就怎么样了，就像平常那样，用你自己习惯和喜欢的方式去来往，要让别人来适应你，而不是你去适应别人，这样你就会感到愉快。跟警察说话，跟警察头说话，你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进行的，我跟你们的贾春旺一起吃饭，我对他说，你们警察就是保护我们这些旅行者的。 　　 　　有时他会天真地说你什么时候一定要穿警服来跟我合张影，就放在我们的书上，一定很高兴的，你看余秋雨还有个当警察的学生。 　　大多时候我觉得他是对的，但有时也会在心里觉得他在这些事上还是有点天真。他是真正的自由人，完全生活在“体制”之外，现在又是如雷贯耳的名流，出来和人打交道，无论谁当然都是要附和他，迁就他的，他处处感到的都是开心，已经不太可能遇到那些“身不由　 　　己”“强颜欢笑”的境地了。很多时候我是发自内心想跟警察交朋友的，想和他们打成一片，想挖掘真正的警察内心世界，但很伤心，每次一进入，他们立刻会把我推给局长政委们，然后我就被架空了，四处吃饭听报告然后手里不知什么时候就塞了一大叠工作总结。心里好不搓火，但人家又都对你热情周到，无非想请你多宣传宣传工作的成绩。只是普通警察好像无权接近我，会触犯什么纪律原则似的。这样的工作方式和我很早以前对记者生涯的向往是有天壤之别的。每次怀着一颗真诚的心想去接触真实，雾障重重。屡试屡败，真的有些伤心。 　　在“体制”内混了十几年，慢慢就把一切都看穿，越发本分地定位在“体力劳动者”的角色上，时间长了赶都赶不出去出趟公差，也特别害怕和同事、同行之间发生“体力”之外的来往。他的话，并非所有的时候都适合我。 　　但依然喜欢听他那些我这个学生听着都带点天真的话，喜欢听他那些想当然的处理“现实”问题的方式。那何尝不是我曾希望过的美好纯粹的人际关系。 　　一张脸越来越不惑了，该成熟和圆润起来了。近处有这样一位充满热情和善意的榜样，或许稍作努力，“现实”真的会来适应我们。 　　在《行者无疆》的后记里，余秋雨曾专门花费一页的篇幅，记下与他一起考察欧洲的“伙伴们的名单”，还说，这件事在《千年一叹》时忘了，有点遗憾。他做的这件事，一直让我感动，难忘。我知道那些“伙伴们”中，多数是些非常年轻的男女，他与他们一路走下来，有了生死与共的友谊和感情，所以要专门用一样形式来表达出来。这不仅是一个非常好的创意，而且流露出他这个人对友情的珍爱。 　　还有人写他到广西讲学，回去后写的信里，还没忘记向一位广西期间为他开车的司机师傅问好。我相信是这样子的。自自然然，又周周到到，这是余秋雨为人的风格。 　　另一些时候，他对一些无行文人的言行，却是绝不苟同。这是原则。 　　很多时候，我开始用余秋雨的方式行事、做人。他从没说过你应该这样你不应该那样，但我喜欢学他，遇到想不通的事情、解不开的结，会想：余秋雨会怎么做呢？ 　　我甚至也开始懂得对读我书、喜欢我文章的人说一声“谢谢”。 　　他就像是面镜子，一个榜样。 　　可我还爱跟他说，我可不崇拜你，我们只是一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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