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博物馆”一片，我参与策划和拍摄一个旅游节目，还号称是专为白领做的一档节目，搞得我明明一个工薪阶层却到处找白领的感觉。我又想着见面时从余秋雨那里“偷”点有关现代旅游的新理念。 　　他果然又和我们想到了一处，坚决反对那种举着旗子被导游领着四处疲于奔命的旅行。他说到西方人的旅行，很羡慕，希望自己有时间也和马兰甚至两人的父母一道，能经常性地　 　　到选定的某个地方去住上一些日子，享受一下生活的悠闲自在。但是这样的事不太好办到，因为父母辈根本不习惯，在他们看来，参与如此“奢侈”的事情简直就是受罪，精神折磨。我说对呀，我的父母也是这样的，根本没办法，出门不要说坐飞机了，给买张软卧，还一个劲说我浪费。完全没法带他们一块儿玩的。 　　说到父母，我们都笑起来，无可奈何。他们过了大半辈子的苦日子，节俭都成条件反射了，现在一下要强迫他们花钱享受，真个是对他们搞精神折磨。 　　我刚从上海扮小资回来，跟他讲上海遍地都是的酒吧、小咖啡馆，每一处都弥漫着一股浓浓的怀旧氛围，是那种奢靡、繁华、略带些颓迷的气味，洇洇的。难道二三十年代的大上海就是这样子的？ 　　他摇头，告诉我不对的，这样的怀旧是虚假的、做作的、想象出来的，你想想上海的历史，二十年代蒋介石搞大屠杀，杀了多少人，血流成河啊，完全是白色恐怖了。三十年代，日本人打进中国，东北被占，南京大屠杀，上海沦陷，那都是一场灾难连着一场灾难。那才是真实的上海。没有多少人真正享受过上海所谓穷奢极欲的生活，多数人只是隔着围墙，顺着里面飘出的歌声，去想象着别人家的生活场景，这种想象完全是对自己窘迫生活的一种弥补，一种精神安慰，所以也完全被夸大了，被梦化了。现在所谓的怀旧，就是怀的这种想象出来的旧，是不真实的。 　　2001年春天，余秋雨回到故乡浙江余姚上林湖畔，为他的家族重修祖坟。这里埋葬着他的祖父和其它亲人，他最爱的老祖母还有他的年轻的叔叔的骨灰。 　　这是一个生命力很强并且有着长寿基因的家族，他的祖母与毛泽东同龄，在后者去世后她又活了十几年时光。他的父母至今健在。他行走天涯，著作等身，充沛精力与坚毅的个性，也早让他有了“铁汉子”的美誉。这个家族像许多江南水乡人家一样，柔和而坚韧，不动声色当中蕴含着巨大的力量。 　　余姚小城我也有幸去过。去的时候司机带我们走近道，绕山而行。不动声色的江南深处，让我老想起这里面冒出来的那些家学深厚的文化智者，河边小巷间潜隐着的安适独立的书斋。感觉里总有些离那样年代愈来愈远的失落，又忍不住要忧伤那么一下。心想现在是个人都要往外走，往外发展，家乡与出处都被丢弃在身后，而拥杂、逼仄的城市里又怎能出得来那样大气、从容的灵魂？不知要等多久，这些消沉、冷清的村镇才能再次迎来回归的游子，重现曾有过的那些风景。耕读之家也好，修身养性也罢，这样幽深恬静的远处，正是那些如今正疲于都市人海倾轧的灵魂需要的归息之所。 　　出来时走的高速公路，那情形就更加地怪异、惊讶：仿佛永无尽头的高速公路架越在大片大片的水稻田上，这里大约四万平方米的田野下曾经出土过一层又一层古人的遗物，最远可以追到7000年之前。那时田野上有一排排干栏式的木屋，同样远离地面，架空的。那是著名的河姆渡文化遗址。 　　小车进入一座小镇，一条小河穿城而去，一些青砖青瓦的老房子迎面撞来，路边的人走得消消停停。知道自己又闯进了一处远方的生活场景当中。果然听得司机说这就是余姚小城。 　　在电视里见到余秋雨，立在老家余姚乡下母亲生他的雕花大床前，说自己就是个乡土作家，因为总是离不开土地，总是行走在土地上，走得再远，最后也是要回到土地的怀抱中。 　　他“喜欢那些把自己的生命与大地紧紧夯在一起”的人，“他们把叩问大地的秘密与叩问生命的秘密当作一件事，又那么安静。是他们，组成了中国文学的深层图谱”。 　　那也是他的取向。那一期节目很有意思，把余秋雨、陈忠实还有一位拍老家爹妈的摄影家三人剪辑在一起，谈对土地对家乡的感情。余老师在电话里告诉我，为了这个片子，中央电视台请他重回了一趟余姚老家。陈忠实与那位摄影家倒确实是憨土憨土的写实主义者，几近原生态。把余秋雨也归入这样的行列当中，我是第一次看到，觉得挺新鲜。 　　和他聊家事，印象最深的是他谈到他的祖母，一个不识字甚至没有自己名字的妇女，却给了他一个叫得响的名字。总有人以为他的名字如此富有诗意，会不会是他后来取的笔名。他总是骄傲地告诉别人，不是笔名是他的本名，是他的祖母为他取的。出生的时候外面正下着秋雨，祖母随口就给他叫了个小名。以后小名又成了大名。 　　他是祖母的长孙，受到宠爱，也肩负重任。他的祖母总是最关心他，他又总是最想满足祖母的所有心愿。 　　最让他心疼的，是祖母在文革中的磨难，仅剩的两个儿子，一个被造反派关进监牢，一个因热爱名著《红楼梦》含冤自尽。不识字的祖母要在根本不明白这一切是怎么回事的情况下，接受这样的命运安排和打击。 　　有一次他对我说过，永远都忘不了他祖母在文革结束后得知自己的小儿子“平反”时的样子，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太太，手捧小儿子单位送来的平反证书，眼睛里的神色就像终于又捧回了自己丢失多年的一件珍宝，有了少女般的那种娇羞和委屈。他对我说，当时他简直都不敢看她，她的那个神态历历在目。 　　他说他写过一个短短的自传，里面有一段专门写到他的祖母，他要找来给我看。后来他　 　　真的复印一份《隐秘的河湾》给我，没有一点煽情或是呻吟，我读得泪流满面。 　　他还说他们一家人在文革中的关系。他的感情世界极为细腻。那时家里总在出事，每次他从上戏回家走近家门时，一看到门前有人，心马上乱跳，不敢再往前走，生怕家里又出了什么大事。他的大弟弟才初中毕业，就要出海捕鱼贴补家用，每次离家上岸也不敢直接回家，总会怯怯地先来问他“爸爸是不是死了”。当时他们的叔叔已死在安徽，父亲关在上海的牢里，一家八口人靠二十六块钱活命，大概潜意识里最可怕的事就是失去父亲，所以家里一有点“风吹草动”，他和年幼的弟弟就立刻会有大难临头“爸爸已经死了”的恐惧。 　　我们一起聊天时，说到家人，爸爸妈妈弟弟，他总是愉快、毫无芥蒂。他的家庭很像我的家庭，我知道一家人在苦熬过那样的艰难与绝望年月，是会懂得彼此永远珍惜的。 　　他说过如果写小说，他要再写他家乡的河湾，他生命中的那些亲人。 　　“孩子一离开你的身体，就已经是你的异化。” 　　“父母对孩子的爱是一厢情愿的，当有一天她长大离开，你会像失恋一样痛苦。” 　　“那是母亲在断奶，根本不是孩子在断奶。” 　　“你不要有任何想法去觉得你的孩子将来要怎么样。你说要给她一个宽松环境让她身心都自由自在，那是你不是她。嵇康嗜酒如命，曾经一面喝着酒，后边就跟个扛镢头的，准备醉死就地挖坑埋了。不过你知道他儿子吗，一辈子一滴酒都没沾过呀。” 　　“小孩子要顺其自然，她不可能成为任何你想要的样子。否则你一定有痛苦。” 　　在对待血缘亲情上，他的言谈有时却流露出几份决绝与弃舍。他热爱和关心他的亲人，他又希望自己的未来有更简单化的社会关系。那样牵肠挂肚的血亲之爱，他并不热衷。他对已有的亲情饮之如甘，尽职尽责，说起来也是亲情浓浓，但我们聊到孩子，他很少附和我对孩子对下一代的爱。 　　他曾告诉过我对文化遗产的感觉：那是祖先留下来的，好与不好，都是留给我们的，今天它都是客观存在的。重要的是我们现在可以去创造更好的文化。 　　我倒觉得，这话用在亲情关系上也很适合。爸爸妈妈兄弟姐妹三姑六舅，那是血缘关系里早就存在的，要与不要都随不得我们，在中国这样以人伦关系为基础的社会里，它还是检验我们人格是否健全的重要标准之一。但是我们在未来的社会里，建构一个怎样的亲情关系，却完全在自己的掌控当中。 　　以我自身的经验看他，他又是矛盾的。对于已有的亲情、尘缘他深陷其中。文革伊始他才十九岁，一家人苦苦挣扎，受尽磨难。 他说“我当时最强烈的感受不是被批判，而是饥饿。”“极度饥饿的亲人们是不愿聚在一起的，只怕面对一点食物你推我让无法下口，我尽量躲在学院受造反派批判，一星期回家一次。” 　　善良天性也好，责无旁贷也好，十九岁的他想要把全家八口人的生计扛在肩上。那时最大的灾难就是生计。大学生们要到农村去劳动锻炼，别人都想法躲避，他却因为可以挣到点工钱接济家里，恨不能立刻下到乡下投入劳动。 　　我在想，只有那样曾经对家人亲情过于投入与付出的人，曾经对家庭当中每一位亲人的生死“耿耿于怀”的人，才“物极必反”，才渴望给自己的未来设置一个简单、轻松的尘世纽带吧。 　　在血亲关系里，爱到深处不是孤独，是担惊受怕，是宁愿从未有过。 　　余老师的《隐秘的河湾》全文曾在香港《明报月刊》上连载，大陆还极少见到，我因为喜欢，尤其对那些他与他的家族成员间的那种亲情与苦难中相互支撑的文字，很难忘，所以忍不住要在这里大段大段地摘抄，与坚持读到这里的读者共同来感受一番余秋雨的内心一隅： 　　我的祖母姓毛。叫什么名字，我们都不知道。户口簿上的名字，是登记户口的工作人员随手写上去的，这是祖母给他们的权利。她当然有自己的名字，但是，嫁给我祖父之后就成了“余毛氏”，名字成了最神秘的隐私，我甚至怀疑连大大咧咧的祖父也不知道。每天傍晚，我与弟弟替祖母捶背，又一次做着重复的猜名游戏。让祖母自己说出名字是不可能了，我们就大声报着本地妇女的各个常用名，再看祖母的表情，希望哪一次她失声答应，或眼睛发亮。但是，数不清报了多少名字，我想一定已经报到过了，她却毫无表情，也不阻止我们天天做这样的游戏。于是，我们的童年，就是在捶拍一位长辈的背脊，呼喊一个个中国女性的名字中度过的。捶拍，如同叩问，叩问着一个最简单的答案，居然一直没有获得响应。 　　但是，不知名的祖母却给了我一个名字。她并不识字，只知秋天下雨的日子出生了一个男孩，就随口一叫。她说，等雨停了，请庙里的和尚取一个正式的名字，她是虔诚的佛教徒。和尚为我取的名字叫“长庚”，祖母觉得村里已有两个同名，还是暂时叫她取的小名吧，结果一叫叫到现在，留住了那天的湿润。浙东农村当年的婆媳关系非常特殊，祖母的这个随意决定使我的躺在床上的母亲很高兴，立即写信告诉在上海工作的父亲。母亲的文化程度不低，却还没有在余家取得发言权。 　　祖母曾经为余家生下了十个儿女，真是对得起“余毛氏”这个称呼了。我是她的大孙子，在我出生前，祖母的十个儿女已病死七个。我出生后一年，父亲的妹妹又去世了，祖母只剩下了两个最小的儿子：我的父亲，我的叔叔。叔叔是在上海长大的，一解放便与很多热血青年一样自愿报名到安徽参加土地改革、治理淮河，与其他青年不同的是，他后来就留在安徽工作了。叔叔一直没有结婚，因此经常来上海看望祖母。为了我的读书，当时我家已经全部搬到上海。　 　　　　　　 　　祖母与毛泽东同龄。在他们七十三岁的高龄上，毛泽东主席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不久，我父亲被造反派关押，罪名是“阶级异己分子”。祖母完全不明白这几个字是什么意思，我们也解释不清，她只得每晚要妈妈搀扶着，到一个会场的门边偷看批斗会，试图弄懂。一天终于看到，有人按着父亲的头说他是“刘少奇、邓小平的孝子贤孙”，祖母能听懂“孝子”一词，气得浑身发抖，要上台去声辩，父亲是她的孝子，不是别人的，被我妈妈拉住了。回来的路上她还不断嘀咕：“我只剩下了两个儿子......" 　　真正的灾难是生计。我家大大小小八口人，全靠父亲一人的薪水过活，他被关押后造反派发给的生活费是人民币二十六元。为什么是二十六元，至今没有想明白，但天底下没有另一个数字被我那样小心翼翼地捧持过。八口人，三十天，二十六元，我作为全家的大儿子，每个月都要无数遍地摆弄这道无法做完的数学题。这时我所在的学院也被造反派掌权了，老是批判我们这批抵制过他们的所谓“保守派”，而我当时最强烈的感受不是被批判，而是饥饿。后来幸亏初中刚毕业的大弟弟懂事，小小年纪出海捕鱼，全家才勉强活了下来。祖母要我写信给在安徽蚌埠工作的叔叔，告诉他上海全家实情，让他快快来接济。那天她向我布置完任务，又转身面对毛泽东的画像说了几句话，希望他看在同姓同龄的份上，帮帮余家。这种走到绝路上的轻声祈求，在我们老家叫“谶唤”。 　　极度饥饿的亲人们是不愿聚在一起的，只怕面对一点食物你推我让无法下口，我尽量躲在学院受造反派批判，一星期回家一次。那天，我一踏进家门就见到祖母堵在门口，急急地说：“你叔叔生胃病死在安徽，我和你妈妈已经把骨灰捧回来了。”说完，她居然牵动嘴角想笑一下，然后两眼直直地看着我。 　　五雷轰顶般的消息。白发凌乱的她，在这个星期里已经亲自到安徽把自己最小的儿子的骨灰捧回来了！她一辈子不会说谎，牵动嘴角想笑一下的小动作证明胃病之类是假话。她没有眼泪，眼光很定，又很虚。 　　过后妈妈给我说了实话。只因当时一切自杀都算是“自绝于人民”的反革命，祖母怕连累全家，只能胡编，也不让我们去。我问妈妈，叔叔为何自杀，妈妈说，他以前经常为周围的年轻人讲解《红楼梦》，文革一来就算“放毒”，争辩几句成了不知忏悔，押在垃圾车上游街。叔叔哪里受得了这般羞辱，回家就用刮胡须的刀片割脉，抢救过两次，直到第三次终于完成了他的抗议，单位才来通知。 　　什么时候我会专门写写我的这位叫余志士的叔叔。玉树临风般的温雅书生，我从少年时代起全部课外书籍的提供者，第一次让我知道鲁迅是谁的人，居然为了一部《红楼梦》，三次割脉。如此宁静的刚烈，使我立即领悟了文化与生命的关系。我在最寒冷的一天把祖母从安徽抱回来的骨灰再抱到上海古北公墓安置，然后肃立半晌，用眼泪向大地发誓。 　　二十五年以后，我和妻子特意在安徽制作黄梅戏《红楼梦》，全剧最后一场宝玉出走前哭灵，妻子在演唱我写的那些唱词时，膝盖跪得鲜血淋漓，还把手掌、手指都捶拍肿了，她心里想的是：刚烈的长辈，您听到了吗？ 　　当时，我最担忧的是祖母。她自称只剩下最后两个儿子现在却一个自杀、一个被关。我觉得应该让她回到浙江老家，那间她初嫁到余家时便入住的老屋，也许只有那个出发的码头，才能听懂她的叹息。家乡已经没有人照顾这位古稀老人，这在乱世不算什么，最现实的问题是我无力筹措让她回乡的路费。因此，听说我们这些大学生要一辈子到农村劳动，我就急迫得恨不能明天就下去，试图用一个孙子的体力为祖母挣一点路费，就当我背她回家了。一九六八年冬天终于到了一个军垦农场，我的劳动劲头把很多同学吓了一跳，月终获得四十三元酬劳，立即邮寄三十五元给家里，祖母就回乡了。 　　我们那个农场劳动的艰苦程度，竟然使得不止一个年轻人因实在熬不过而自杀，但我不会自杀，因为背后还有一个饥饿的家。林彪事件后邓小平主权，各个学校复课，我回到上海编过一阵教材，后来听到有批邓的风声，造反势力重新抬头，我也就称病回乡，隐居在一座山上，没有回到祖母身边，怕彼此不能互相照顾。直到“四人帮”倒台，文化大革命结束，我先回到上海，然后再把祖母接了出来。 　　那年月，大家都轻松了，但文化大革命还没有被否定，出现了一种现在看起来不可思议的社会心理失序。灾难走了，似乎又没走；春风来了，似乎并不暖。这便是被后来的历史学家称作“两个凡是”的时期，长达两年之久。 　　先是听到我们的现代文学史老师谢志和先生从监狱释放出来了，我立即到他家里去看望，回到学院后有一个老干部问我：“他吸取教训了没有？” 　　“你说的是什么教训？”我问。 　　“反对毛主席啊！”这位老干部说。　 　　　　　　 　　这下我又想起来了，谢志和老师当年被捕的罪名之一，是他私下议论，每天早晨列队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是唯心主义。为此他入狱多年，老干部还不原谅他。这位老干部并不是极左派，文革中也受尽磨难，但他心中最敏感的政治界线还是反不反对毛主席。至于谢老师怎么反，他没有记住，也觉得没必要记。他们这一代人，在乎的不是具体案情，而是立场、感情。 　　接着，我爸爸也平反了。十年灾难的解除，没有使他有更多的快乐。很多朋友来访，他都很冷淡。这一点，与后来很多小说、戏剧描写的劫后重逢的喜悦全然不同。有时，我也依稀听到几句他们之间的对话—— 　　“老余，那次批判会上的发言，是造反派强要我......” 　　“都过去了。这十年你也不容易......” 　　我当时惊讶的是，这样来解释的人实在太多。 　　只有祖母还绕在那个问题上转不出来，那天终于问我爸爸：“你到底什么时候认识刘少奇、邓小平的？” 　　爸爸说：“我连一个区长都不认识。” 　　对于这么一个常识性陷害，整整十年，那么多朋友都沉默着。我终于明白，爸爸为什么能原谅那几个最早高声地要他坦白交代的年轻造反派，却无法原谅那些朋友。朋友应该知情，知情应该发言，在那么长的时间内说几句平静的公道话并没有太大的风险，而对当事人却是救命绳索。此刻灾难过去，他们现在正合力声讨那几个造反派头目，父亲则背过脸，为晚年选择了孤独。 　　那天家里只有我和祖母在，听到敲门声。迎进来的是一腔安徽口音，两位先生来为我的屈死了十年的叔叔平反。他们高度评价了叔叔，又愤怒批判了他们单位的造反派，希望祖母能够“化悲痛为力量，加入新长征”。 　　我看了一眼祖母，突然发现，她眼里居然涌动着恰似一个年幼女孩被夺走了手中珍宝的无限委屈。我一见这个眼光便满脸泪水，此刻祖母已经八十四岁。 　　老人的嘴唇抖动着，问：“他第一、第二次自杀后救活，你们为什么不通知我？” 　　没有回答。 　　过了好一会儿，来人说：“老太太，这是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大家都没有经验，等到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就好了......” 　　“你们还要搞？”祖母问。 　　“嗯。” 　　“什么时候？” 　　“再过七、八年吧，主席说过。” 　　听说七、八年后还有文化大革命，祖母算了算我爸爸的年龄，便把目光投向了我。 　　我立即笑着回答她的目光：“放心吧，阿婆，我比爸爸和叔叔都要强硬。” 　　我知道，对于十年蒙冤的爸爸和三度割脉的叔叔，我没有资格说这句话，但却想以此向眼前这位亲手送走九个儿女的真正强硬的女性，作一种保证。我估计此刻她会嘲笑我。 　　没想到她轻轻一笑说：“这我早就看出来了。” 　　“凭什么？”我惊喜莫名。 　　“凭你生了病一个人离开上海，在没吃没喝的荒山上住那么久。有一股狠劲。” 　　我笑了：“吃喝还是弄得到，山也不荒。” 　　祖母和叔叔的骨灰早已移回故乡，与爷爷和其他亲人葬在一起。去年春天，我又把他们的坟墓重新修了一次。 　　站在故乡的青山间我想，直到现在才知道，长辈的亡故不仅仅使我们一次次伤心，而且还会使我们的一段段生命归于混沌。没有问明白的秘密再也问不到了，连自己的各种行为因果，也失去了参证。原以为周围拥挤过无数双可以参证的眼睛，到后来才知道，最后一双往往只属于某个长辈，而且已经闭上。 　　其实又岂止是参证，长辈的眼睛也是我们人生险径上的最后可以依赖的灯。没有这些灯，当初的路就很难走下去：现在熄灭了，连当初的路和当初的我们，全都沉入黑暗，成了疑问。因此，长辈的亡故，是我们生命的局部沉沦。 　　我祖母和叔叔的坟墓是余家最近一次大劫难的见证，祖母因长寿，还成了历史转折的苍老刻纹。由此联想到，那个惊心动魄、血泪纵横的历史阶段，大多已化作青山间的万千土堆，不再作声。世间文字，究竟是记录了还是掩盖了那种曾经刻骨铭心，现在却已远去的声音？ 　　说到那场劫难，那么，我所说的长辈，已远不止是亲人。无论在劫难中还是在转折中，我们都曾遇到过一些非亲非故的长者的目光，温暖、慈爱、公正，有时也许受人挑唆，怒目失当，但一旦细睹，却会顷刻柔软，回归人性。正是这种长者的目光，在劫难中留存了依稀的公正，在劫难后分辨着混杂的是非，使时时可能失序的一切变得有序，使处处可能张扬的邪恶受到节制。 　　这样的目光自然也会让人有些害怕，使他们难于长时间地胡乱整人。因此这些人只能耐心等待，一等几十年，等到所有公正的历史见证人逐一亡故，然后，在失去见证人的天地间递补为“见证人”。摆脱了多年来别人的警惕逼视，他们深感痛快，重新开始点燃早已熄灭的老火。我曾看到一个躲闪了几十年而终于当上了“见证人”的老兄先在报刊上诬陷我，然后又在报刊上教训我：记住，今后要说明历史真相，不要等到老人死了之后。我明白他的意思，那就是老人死了之后，全成了他们的天下，连历史也要听命于他们的狞笑。 　　 　　逝去的老人确实已经不能为历史作证了，但也绝不会为这些人作证。我相信世间万物都有灵性，真言谎话各有报应。我相信九天之上会有很多长辈的眼睛，大地之间也有很多能够用最朴实的直觉分辨真伪的心灵。 　　我不知道我的祖母，不留名又不识字的祖母，会不会在冥冥中遇到一再称赞过她把我的名字取得很有诗意的车部长和冯岗先生？我更不知道我的叔叔、刚烈的余志士先生，会不会　 　　在青山间与当年的打手们狭路相逢？也许，正是当初强迫叔叔“忏悔”而逼他自杀的打手们几十年后又找到了相反的把柄，会诱骗一二个无知的小喽罗出来喝令叔叔“忏悔”？叔叔当然不去理会，却会忧郁地转过身来，看看尘世间是不是也有这种跨代的孽债。 　　我仿佛接收到了叔叔的目光，于是告诉他：“安息吧，叔叔，这尘世间真是好多了，你看他们老老少少折腾了我这么久，我还能悠然走笔、信步天涯。” 　　祖母一定又会称赞我的强硬，这次我可要谦虚了，说：真正该称赞的不是我，是世道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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