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上海戏剧学院《艺术概论》课的课堂上认识余秋雨的。 　　那时，他才三十多岁，是戏剧文学系的讲师。他的第—部书稿还在埋头写作之中，知道他的人很少。我们“编剧进修班”的个别同学甚至不去听他的课，觉得写剧本实在用不着“艺术概论”的指导。后来，听说这位初出茅庐的年轻教师确实讲得精彩，才将信将疑地踏进他的课堂。　 　　　　　　 　　1983年5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处女作——《戏剧理论史稿》。 　　在这部长达666页的书中，余秋雨从戏剧艺术在古希腊诞生写起，随着戏剧实践和理论发展的历史长河，一代—代，一国一国，历数了人类戏剧发展的过程，各个国家的名剧和戏剧实践家、理论家们的代表性作品和观点，成为我国第一部最系统、最完整的戏剧理论史作。 　　1985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他的《中国戏剧文化史述》。这部书着眼中国戏剧，从戏剧的因子写到每一朝每一代，把中国戏剧从头到尾认认真真地梳理了一遍。这部书受到了许多外国学者的重视，被认为是研究中国戏剧文化的重要史料性著作。 　　同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戏剧审美心理学》。这是他把美学和心理学引入戏剧理论领域的尝试，为我国的戏剧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研究方法和角度，成为许多戏剧界人士的案头必读书。 　　次年，他的《艺术创造工程》一书又在上海问世，许多青年学子争相购阅。他们从这本书中明晓了艺术创造的奥秘和原理，获得了根本性的开悟和启蒙。 　　四年出了四本书，且都是资料详实、立论严谨的高层次理论著作，所涉及的均为我国文艺界的重大理论课题，获得了从一般读者到权威专家的一致好评。更难得的是这四年中他没有耽误过学院里的一节课和一次会。其间，他还亲自主持了一个进修班的教学，担任着一个教研室的主任，同时在复旦大学兼着课。在如此紧张繁忙的工作中，余秋雨竟然写出了这样四本有分量的好书，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和余秋雨同住一座宿舍楼的一位老师对他的学生说：“你们只看到了余秋雨写出的书，我却能看见余秋雨窗前的那盏灯每天都是全楼熄灭得最晚的。”对此，余老师曾经玩笑似的对我说，有好几次他一早赶到学院去上课，家里都随时准备着接他在课堂上晕过去的电话，因为他又写了一个通宵，一点觉也没捞着睡。“可是我一次也没晕过去，老是让家里失望。”听着这不无幽默的话，我差一点没掉下泪来。 　　有这样四本书，他便成了当然的、名副其实的戏剧理论家、文艺理论家。学院破格把他从讲师提拔为正教授，破格给他晋升了两级工资，国务院文化部授予他“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的称号，又破格提拔他担任了上海戏剧学院的院长。时年他才四十二岁，是我国最年轻的大学院长。 　　正是：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余秋雨可谓“功成名就”了。 　　1992年，听说他有《文化苦旅》一书出版，我非常高兴，在上海戏剧学院的“佛西书屋”一下子买了十本。第二天，我在一个小餐馆给他打了个电话，他接到电话便说：“你住在什么地方？我去看你。”我说：“我住的小旅馆太乱，还是我去看你。”他却一再坚持：“没关系，我住的地方离你那太远，还是我去看你吧！”最后，我们商定在戏剧学院见一面。 　　深秋的上海，江风瑟瑟。晚上八时许，余老师匆匆赶来。 　　“对不起，路上堵车，迟到了一会儿。”这使我记起他偶尔因路上堵车而上课迟到时，总是很诚恳地向同学们道歉：“对不起，我迟到了。” 　　我问他：“是叫你余老师呢，还是称你余院长？” 　　他笑道：“叫什么都行，咱们现在是朋友。至于院长，我已经‘退休了’！” 　　“‘退休’了，真的？”我有点诧异。 　　“好不容易才退下来。我现在是个自由人了！”他显得好轻松，好愉快。“要不是拖了两年，前年我就退下来了。” 　　时年，余秋雨四十六岁，是中国最早退下来的大学院长。 　　正在他被选为“模范院长”的时候，正当别人眼中的他“仕途辉煌、前程似锦”的时候，他毅然激流勇退，甘做一名没有任何官位的文化学者，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壮举，一种襟怀，一种气魄！ 　　《文化苦旅》的出版，是他走出书斋，踏遍青山，探询民族文化底蕴的结晶，他又创造出了独具一格的“文化散文”。不日，他的《山居笔记》、《中国艺术史》便将和读者见面。我问他：“你已经写了这么多东西，你还要写些什么呢？”他轻松自若地告诉我：“我还要不断地开拓新的创作领域！”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了。 　　一九九四年九月，我趁着去上海参加“首届国际莎士比亚戏剧节”的机会，给他打了一个“中文传呼”，约他在戏剧学院见面。 　　这一次他没有迟到。我门在一个宽敞的会议室里坐下来，很快便商定了“到济南去一趟”的计划。 　　十一月一日晚，余老师飞抵济南，下榻在南郊宾馆。第二天他便起程去曲阜。中国儒教的“至圣先师”在此，余先生久欲前往，今方如愿。第三天，他领略了五岳之尊的风光和历代文人墨客留在泰山上的遗迹；第四天又赶到蒲松龄的故居。返回济南后，我们五位“上戏学友”陪他走进了泉城幽静的“五龙潭公园”。 　　我们在一个小亭子里的石凳上坐了下来，要上几杯清茶，买了两包瓜子，开始了轻松愉快的谈话。 　　用学友黄玉春的话说：“听余老师讲话绝对是一种艺术享受。”此言并不夸张。在我看来，余老师的口才丝毫不逊色于他的文笔，听他谈话与读他的文章一样，是一种美的享受。　 　　　　　　 　　十一月七号上午，余秋雨先生应邀来到山东艺术学院。偌大的礼堂座无虚席，许多没有座位的同学只好挤站在墙边。余老师讲了三个小时，礼堂里秩序井然，鸦雀无声，站了三个小时的同学竟然一点也没有感觉到累。最后，全场听众以热烈的、长时间的掌声对他的讲课做出最生动的评价与回报。一位老院长说：“这是我们建院以来最精彩的一个讲座。” 　　在上海戏剧学院，每当听他的课时，有些生病请假的学生都会不约而同地放弃休息，带病来上课。即便是平日最不守纪律的学生，在他的课堂上也会被他的讲课吸引住，变成认真听课的好学生。 　　无论是在台湾，还是在香港在新加坡，凡是听过余秋雨讲课的，无论是否同意他的学术观点，都总是会被他的演讲所吸引，所折服。 　　听余秋雨谈话的最突出的感觉是轻松愉快，滋润清醒。他的情绪和风格正如他的名字，恰似习习秋雨从高天之上潇潇地洒落，不温不燥，不冷不火，不强加于人，也不含混模糊，清晰的逻辑分析配合着准确生动的例证，似庖丁解牛，如管仲抚琴，于从容潇洒之中蕴含着厚实深邃的功底，形成—个强有力的磁场，由不得你不投入。 　　余秋雨认为，一个人的口语表达能力和写作能力同等重要。在实际生活和工作中，用嘴讲话要比用笔写作多得多．因此，必须有意识地锻炼“发言”的生动、敏捷、准确、深邃。因为，对于一个文化人来说，信口开河或拙于表达都是很不好的。 　　余老师的最大优点在于：他不是一个埋头书斋，为了出书而写作的学者，他投身于现实生活的激流，站在现代文明的前沿，是面向世界和未来的先锋式、前卫式的学者。 　　熟悉余秋雨的人都知道．他经常和青年学生在学生食堂边聊边吃；经常到学生宿舍聊天；经常参加学生们自发举办的文艺活动。许多年轻人很快就会惊异地发现：这位满腹经纶的大学者竟然比我们还天真活泼，还思想解放，还敢于创新，还现代! 　　现代，从某个角度来说，是对过去的时代的否定，是对新的未来时代的创建。对此，余秋雨曾用春夏秋冬一季否定一季进行解释：没有否定就没有进步。不是因为哪一个季节错了才否定它，而是新的季节的到来必须以旧的季节的逝去为前提，在艺术上尤其是如此。用什么来否定过去呢?用新的季节！新的创建!“创建艺术，创建人生，只有不息的创建，才能通达人生的壮丽。”——他在我们的“毕业纪念册”上写下了他的这句箴言。 　　余秋雨对现代文明的呼唤和推动，赢得了无数青年的拥戴，他们从《文化苦旅》中获得了爱国主义的启悟，从《文化的碎片》中意识到用文明战胜愚昧和野蛮的历史责任，鼓动起了奔向未来的风帆，振奋起了创建新的艺术和人生，创建新的社会和时代的青春活力。 　　对此，也曾有人指责和嘲笑余秋雨的“激进”，作为他的学生，我曾担心学者气十足的余先生会因此走向安稳、和谐、寂静甚至圆滑。也许有人会讥笑我：此乃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但我不能撒谎说我未曾有过这种担心。 　　事实否定了我的这种担心，在新旧文化的冲突中，他没有退缩也不会退缩。他时刻在关注着各种社会文化现象，在进行着有关文化建没、人格锻铸、民族精神的升华、都市文化的走向、文学艺术的发展等重大社会课题的思索．并以极大的热忱去参与在他看来是具有创建价值的社会活动。他已经把传播现代文明、创建现代文化、塑造现代人格的重责压在肩头，压在心上，马不停蹄地走着他的“文化苦旅”，走着民族和人类的文化苦旅，这也许就是他的宿命。 　　对于种种嘲讽和指责，先生的态度是：对某个具体人本身，他将尽量地宽容，但对于愚昧、野蛮等恶劣丑陋的人格和行为，当然不能妥协。记得余秋雨本人曾在评论一部电影时讲：“任何走向新生活的人，对于那些生活在旧轨道上的人来说都是不可寻访的。” 　　岂是“不可寻访”。而且也是不可调和的。融合和冲突永远地相互伴随着，余秋雨也不能逃避。 　　文明的辉光不会黯淡，通向未来的道路不会阻断。“文化苦旅”的路途尽管崎岖艰难，但它却通往壮丽和辉煌。我想，在余先生旅途跋涉小憩之时，定会从心头涌出几分甜美之乐、豪壮之喜吧！ 　　我想，中国有余秋雨这样具有文化良知和渊博学识的大学者在，向往和走向现代文明的人们当不会寂寞，前景也是光明的。 　　余先生又去云游了。 　　我们欢迎你再到济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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