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2期
“斜阳烟柳”，所怨何事？
作者：金国正
辛幼安《晚春》词云：“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惜春长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春且住，见说道，天涯芳草无归路。怨春不语，算只有殷勤，画檐蛛网，尽日惹飞絮。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闲愁最苦，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词意殊怨。“斜阳”“烟柳”之句，其与“未须愁日暮，天际乍轻阴”者异矣。使在汉唐时，宁不贾种豆种桃之祸哉！愚闻寿皇见此词，颇不悦。然终不加罪，可谓盛德也已。
淳熙六年（1179）春三月，辛弃疾由湖北转运副使改湖南转运副使，时任湖北转运判官的王正之置酒作别，辛弃疾感于时事，写下此词。那么为什么会招致孝宗的不悦呢？这就涉及对词旨的理解。
罗大经将“斜阳”“烟柳”之句与程颢诗“未须愁日暮，天际乍轻阴”联系起来看，得出“种豆种桃”之戒。程诗本为即席咏怀，但依“诗言志”的诗歌传统，这两句诗明显可与时局联系起来看，“轻阴”比喻对朝政的忧虑，而朝政远非不可救药，因此他的忧虑也就不是痛心疾首的，所以说“未须愁日暮”，诗的基调仍属明朗。杨时（龟山）认为此诗是“温柔敦厚”的典型，与辛弃疾此词对比起来看，“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却是愁日暮的，显得很不“忠厚”。
辛弃疾这首词的词意，如果真像罗大经理解的那样以日薄西山喻南宋朝廷，就不仅是“激切”的“危言耸听”，简直就像是在诅咒了。本来，这首词的含义并不难理解：在惜春怨春的意绪中，辛弃疾要传达的是“蛾眉曾有人妒”的激愤之情。确实，“词人大抵喜以春比盛时，在身则为少壮之光阴，在世则指有为之时势。然则此处之意，实可作双关身世观，但只可从抽象联系，而不当作机械比附。”（刘永济《唐五代两宋词简析》）辛弃疾在词中既以惜春、怨春来表达自己遭谗的忧愤，也以之比拟抗金恢复的有为时势稍纵即逝，并为之扼腕浩叹，却断不会有以南宋朝廷为“日暮”之意。这与“以气节自负”的辛弃疾的思想及行事风格不符，也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不相契合。孝宗见此词不悦的原因，也不在于“斜阳烟柳”的联想，而是另有原因。
辛弃疾自淳熙二年平茶商赖文政之乱后，其政治军事才干得到朝廷重视，在仕途上进入一个新的台阶，历任帅臣。而其行事刚毅果决，与南宋因循守旧的官场作风颇不相合，因此他的精神痛苦除了生平的恢复抱负不得施展外，更有忧谗畏讥的苦恼。他的《论盗贼劄子》与《摸鱼儿》作于同一年，中称“臣生平刚拙自信，年来不为众人所容，顾恐言未脱口而祸不旋踵”。在看似得志的仕历中，实寓含风涛险阻，辛弃疾中年时屡遭弹章，当他于淳熙八年最终受王蔺弹劾而落职前，似已预料到自己的结局，乃积极筹建带湖新居。果然，新居甫成而身已被黜，从而开始他长达十年的第一个闲退期。
《摸鱼儿》词是辛弃疾对谗毁者的激愤反应。上片从“惜春”入笔，风雨催春去，大自然的景观变化触发了词人对年华空老的感慨——辛弃疾转侧于地方帅漕等任，任职不可谓不重，而所用非其志，个人事业无足称道，这是感慨之一；恢复之事渺无希望，隆兴初年的有利时机已逝，宋廷在符离一败后委靡之气更甚，国家前途堪忧，这是感慨之二；春已老而“画檐蛛网，尽日惹飞絮”，絮絮聒聒的朝廷台谏实在并不代表国家政治的清明，只是像飞絮撩人般空有一番姿态罢了，这是感慨之三。开头的“更能消，几番风雨”，惜春之意已显迫切，至“怨春不语”则情感已颇不平和，词的下片更是直接斥责进谗言的小人，词气郁然而怒。“长门事”是常用的典故，陈皇后遭弃而幽居，得司马相如《长门赋》而重幸于汉武帝。辛弃疾由湖北转运副使改任湖南转运副使，属于平调，并无起废之事，因此词意指向在于“准拟佳期又误”。其时辛弃疾必有升迁机会，只是“蛾眉曾有人妒”，才使他频频陷入官场是非旋涡。在淳熙六年前后，辛弃疾几乎每年都要出现职位变动，而这种变动并无实质性的提升，很可能是甫有升迁之议而又遭谗毁。淳熙五年辛弃疾曾入朝为大理少卿，旋又出为湖北转运副使，看来他在朝中很不受欢迎。对那些因妒恨而阻挠他进身的朝中小人，辛弃疾发出愤切的咒骂：“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杨玉环、赵飞燕都是曾经受宠一时的妃子，辛弃疾所怒斥的小人，也是孝宗身边的亲信之臣，他们同样会不得善终。词末数句，则回到“惜别惜春之意”，前面勃然而张的怒气至此又收敛为哀婉的伤感，既是感春愁的无可排遣，也是感人生的无法把握，当然也可能感于时势的无可作为，却绝对不会是以为南宋朝廷已经走到穷途末路。
罗大经说孝宗见此词“颇不悦”是可信的，却不会是出于对“斜阳”“烟柳”之句的理解歧异。孝宗其人，史称“聪明英毅，卓然为南渡诸帝之称首”，他于即位之初锐志恢复，并终生以此为念，然而时势环境竟不容他有所作为。孝宗英明，是相对于南宋其他皇帝而言的，就孝宗自身来说，还是有其不可避免的缺点。辛弃疾在这首词中流露出对孝宗近臣的深恶痛绝之情，正是孝宗最不能忍受的。孝宗好近习，是他的一大痼疾，其潜邸旧人曾觌、龙大渊等人擅权舞弊，“士大夫颇出其门”，虽然招致正直士大夫如朱熹、陈俊卿等的排击，孝宗却听而不闻、我行我素，表现出一个“英主”少有的固执。孝宗在宠幸近习上的固执己见，与他对秦桧专权的深刻印象不无关系，实际上他是以近习势力作为自己的羽翼，来巩固君权，以对抗宰执大臣的相权势力。对于治朝中朋党，他一贯得意与自信，就来源于他通过近习来把握和控制相权势力。朱熹负天下重名，在陛对时力陈“正心诚意”，要孝宗远近习，使孝宗对朱熹产生敬而远之的印象；陆游在孝宗即位之初曾经被任为枢密院编修官兼编类圣政所检讨官，又得召见赐进士出身，前途似乎无限光明，最终也因反对权臣曾觌、龙大渊等被贬出朝，孝宗终其世而始终以“诗人”视之。这样的例子很多，辛弃疾词中既涉及“长门事”，所指在于孝宗近臣，情怀又如此激愤，为孝宗所不喜，也就不足为怪了。
“斜阳”“烟柳”的触兴，与罗大经自己所处时代有关，也与后人对南宋一朝的理解相关。罗大经身当南宋晚期，国势确乎呈现“日暮”之象，一见“斜阳”“烟柳”诸语即不期然产生联想。孝宗时代其实颇有盛世之观，“斜阳”“烟柳”之叹在作者自己不会有牵涉国运的意图，在读者也不会产生相应联想，最多只是境界显得过于凄厉罢了。孝宗对自己的统治有足够的信心，不会对此有忌讳。而后人对南宋朝的理解，难免以偏概全，南宋朝的逼仄与危殆并非一成不变，以南渡初或开禧后时势来度量孝宗朝的情况，就会对“斜阳”句产生“危苦”的印象。清人黄苏的话即很有代表性：“南渡之初，危如累卵。‘斜阳’句，亦危言耸听之意耳。”辛弃疾所处时代，毕竟与南渡之初有着很大的区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