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期
语言与言语理论在语文教学中的运用
作者：王 宁 易 敏
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少妇今春意，良人昨夜情。（沈佺期《杂诗三》）
十觞亦不醉，感子故意长。（杜甫《赠卫八处士》）
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孟郊《游子吟》）
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李白《送友人》）
由于它们出现在不同作家的不同语言环境中，具体的含义就有了差别。其中包括对友人的心意、对丈夫的心意、对儿子的心意。同是对友人的心意，又有离别的情意和会见的情意。同是离别的情意，有的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豪壮，有的又是“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的凄凉。总之，其中隐含着各种深入具体的生活体验，必须既结合原诗，又结合作者的生活经历、创作特点，才能分析出来。因此，人们在运用一个词交流某种思想时，尽管对概括词义的理解毫无二致，但对具体含义的体会却杂沓纷繁，这是言语意义的具体化、经验化特点造成的。
前面说过，语文学习是通过他人的言语作品来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接受者必须经历语言意义与言语作品意义的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的双向过程。对写作者来说，语义是文意的依据，文意违背了客观的语义和语义组合的规则，文句就无法通顺，更谈不上感动别人。对学习者来说，已经掌握的词语，如不能放入具体语境转化为文意，是难以感受到它所传达的思想的；尚未掌握的词语，读了许多文章，得到很多言语材料，如果不能把词语的语言意义概括出来，就只能模仿他人的具体说法，而不能通过他人的言语材料生成其他的话语，当然也就不能把这些词语积累到自己的词语库里。文学作品常常要语言创新。只模仿别人的说法，也许会有华丽的辞藻，但文学形象是枯萎的；语言创新必须建立在对生活深刻体验的基础上，把那些深刻的体验浇铸进自己的言语中，才能提高写作能力。
正因为如此，当我们阅读文学作品、体会作者在言语作品中写出的独特体验时，一定要明白，作者的用语必须符合全社会都承认的客观语言意义，这样读者解读时才能有依据而不胡乱猜测。举例来说，杜甫的《水槛遣心》中有“澄江平少岸，幽树晚多花”两句，作注的人用“锦江水满”来注释“澄江平少岸”；王维的《观猎》中有“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两句，作注的人用“暮云沉沉”来注释“千里暮云平”。为什么“平少岸”的“平”是“满”而“暮云平”的“平”却成了“低”，这是作注的人对诗意的主观体会吗？不，这仍然是客观词义的体现：这两首诗的“平”都当“平齐”讲，它们不同的形象来自不同的语境，两首诗中所描绘的情景是不同的：锦江的水与岸平齐了，水面当然高了，江水当然就满了；暮霭平铺在遥远的地平线上，与地面平齐了，与一般情况下的云高天阔相比，当然是低沉的形象。
有两种人文学科与语文课有关：一种是文学，它关注的是言语；一种是语言学，它更为关注语言。两者必须结合，才能指导我们的写作和阅读。老师在引导学生体会文学作品思想的时候，不能脱离了作品中所使用的词语，因为文学形象是从语言中来的。但是，如果我们仅仅用字典的释义来教书，必然会把生动的作品弄得概念化。成功的教学都要从抽象的词语中开掘出言语意义——也就是蕴涵在其中的作家的具体经验和审美情趣。这里我们借用小学特级教师霍懋征老师《桂林山水》的教案来说明。霍老师分析漓江的水的特点，先摘出了三个很概括的形容词“静”“清”“绿”，然后让学生结合课文中的具体描述把这三个词表现的具体形象一一复述出来。她的教学体现的正是从词语的概念义出发，进入文学作品内在的言语意义的过程。不论她是否意识到，她已经是在运用语言和言语既联系又区别的理念在设计教学方法了。
在帮助学生体会文章的具体含义时，分析不同语境对言语意义所起的作用，是让学生建立“语言”与“言语”这两个不同的概念的最好机会。这里再举一个例子：
在语文出版社编的高中语文课标教材第三册中，收了梁思成的《千篇一律与千变万化》，文章谈及音乐、绘画和建筑三种不同艺术形式的重复和错综变化，可以用下表比较一下用同样的词语表现的不同艺术品种在意义和形象上的区别：
一比较，我们就能看到，“千篇一律”和“千变万化”这两个词在语言中的概括性，和进入言语作品后的具体经验性，是多么的不同，又是怎样的相通。这两个词语有它们语言学可以界定的属性——形、音、义、内部组合结构等，一到了具体的言语作品里，这些属性因为综合的使用似乎隐去了。但是当我们从这些具体的话语中把这两个词语的语言意义概括出来以后可以看到，那些属性仍然是可以还原的。这不正是语言与言语理论最具体的应用吗？
其实，在语言和言语既联系又区分的问题上，文学家和语言学家的体验是完全一致的，只是角度不同而已。语文出版社编写的高中语文课标教材第二册，在“单元链接”里选了袁行霈先生《中国诗歌艺术研究》的节录《意象》。其中谈到“物象”与“意象”的区别，从中可以看出，在文学的鉴赏和学习中，语言与言语的理论可以得到充分的运用。作者认为：
物象一旦进入诗人的构思，就带上了诗人主观的色彩。这时它要受到两方面的加工：一方面，经过诗人审美经验的淘洗与筛选，以符合诗人的美学理想和美学趣味；另一方面，又经过诗人思想感情的化合与点染，渗入诗人的人格和情趣。经过这两方面加工的物象进入诗中就是意象。诗人的审美经验和人格情趣，即是意象中那个意的内容。因此可以说，意象是融入了主观情意的客观物象，或者是借助客观物象表现出来的主观情意。
再举一位语言学家陈原先生写的片段：
黄昏两字，本来只是描绘一种自然现象，但是黄昏同人间一连起来，却生出了或喜或悲的感觉。朱淑真诗云：“把酒送春春不语，黄昏却下潇潇雨。”黄昏而又下着点点滴滴的雨，加上人间不如意事十常八九，这样的时刻自然不怎样好受。至于在世道乱离之际，黄昏则更使人神伤。杜甫留下了“黄昏胡骑尘满城，欲往城南望城北”的句子，在那样的时刻，昏头转向，本想往城南，却走向城北了。不过欧阳修的名句却带来了青春的气息——“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这黄昏则充满了期望，充满了美，充满了爱；这情景冲破了李商隐的名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带来的惆怅。不过李商隐却也有带来希望的名句：“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成天落雨，到了傍晚，天边忽然露出了斜阳来，那该多好。晴与情同音，故转而为“人间重晚情”。人到黄昏，如果仍保持着正直与天真，仍保持着那种奋斗不息的气概，那是多么难能可贵啊！（《黄昏》，载《书和人和我》，三联书店1994年版）
这两段话的角度不同，但我们都可以从中体会到语言和言语的理论。如果用语言学的理念“翻译”一下，就可以理解为：语言的词义，是用一种固定的语音系统负载的对事物的描述，它是客观的，也是概括的；而进入诗人作品的词的意义——也就是言语意义，则是被诗人的头脑加工了的、融入了主观经验和审美情趣的产物。如上文所说，语言学关注的是语言，文学关注的是言语，具体说，是包括在言语里的个人的话语。但是，语言意义不正是从言语意义中概括出来的吗？而诗人的意象不正是必须用他已经掌握了的词语来表达吗？这些都证明，语言学关于语言和言语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理念，对提高语文教学的质量，是十分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