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十九文账单中埋藏的酸楚

作者:陈卫星




  《孔乙己》以极其精练的文字,把深广的社会现实浓缩在不到三千字的篇幅里。对于孔乙己在酒店欠下的十九文钱,在小说中曾被老板三次提起,给人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一篇极短的小说,多次写到的一个细节,应该引起阅读者的重视。可对这一账单的理解,历来都是认为“揭示了掌柜的自私冷酷”,“在他的眼里,孔乙己的尊严甚至生命远不如十九个钱重要”,“人心之冷酷,世态之炎凉让人不寒而栗”。可是,对于这个账单的数目:十九文,却没有人去注意。“十九”这个数字是鲁迅随手写下的还是刻意安排的呢?
  一、小说的细节查考
  作家对于小说的情节结构可以自由地调遣安排,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小说细部,特别是其中的重要细节采取漫不经心的态度。相反,在一篇成熟的小说中,特别是短篇小说,几乎每一个细节都是不可缺少的。亚里士多德把情节分成“结”和“解”两个部分,为情节一体化奠定了一种因果性基础——整个情节就表现为从“结”(结果,效果)找到“解”(原因)的过程。原因与结果之间的关系越严密,小说的结构就越精致。到了19世纪,情节因果的精密性,不但表现在因果的连锁性上,而且表现在对因果链以外的一切因素采取排斥态度,就是在因果链以内的连续事件,也以裁取其必要的部分而不求其全为原则。因果的精密性不但表现在人物关系、情感的互相推动上,而且渗透在每一个细节中,不能有一个重要细节是没有原因的,也不能有一个重要细节是没有后续结果的。一切没来由的细节都是破坏情节结构精致性的。契诃夫不止一次地说过:如果你在小说第一节中把枪挂在墙上,那么到了第三节或第四节就得把子弹放出去。换句话说,如果不准备放出去,这支枪就不应当挂在墙上。
  为避免情节不严密,小说家学会了给作品留伏笔。周汝昌先生在《〈红楼梦〉的艺术个性》讲座中说:鲁迅不是红学专家,仅仅做了一部《中国小说史略》,里边的第二十四篇专讲《红楼梦》,鲁迅先生对《红楼梦》的艺术没有多讲,但是他提出了一个最重要的命题,哪个命题呢?伏,埋伏的伏,他说伏线,就是伏在那里边的一个线索。他特别注意这一点,他看到《红楼梦》里边的艺术,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伏线。查《中国小说史略》,在论及《红楼梦》的续书时,鲁迅用了“二书所补,或俱未契于作者本怀,然长夜无晨,则与前书之伏线亦不背”的评价。这一点启发我们,在阅读鲁迅先生的小说时,是不是也要注意到里面的“伏线”,才能“契于作者的本怀”呢?答案是肯定的,鲁迅作品中,不少文字,看似“闲笔”,实为妙笔,细细咀嚼玩味,更觉鲁迅先生对小说“伏线”艺术的构思天衣无缝,魅力无穷。小说《孔乙己》就是这样一部作品。
  《孔乙己》小说第一段,是这么交待的:
  鲁镇的酒店的格局,是和别处不同的:都是当街一个曲尺形的大柜台,柜里面预备着热水,可以随时温酒。做工的人,傍午傍晚散了工,每每花四文铜钱,买一碗酒,——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现在每碗要涨到十文,——靠柜外站着,热热的喝了休息;倘肯多花一文,便可以买一碟盐煮笋,或者茴香豆,做下酒物了,如果出到十几文,那就能买一样荤菜,但这些顾客,多是短衣帮,大抵没有这样阔绰。
  在这段看似“闲笔”的交待中,先生不动声色地给我们提供了两个信息:酒,是四文一碗;茴香豆,是一文一碟。酒店里菜的种类应该很多,比如“荤菜”,可先生没有说它的具体价格,只以“十几文”一笔带过。为什么?因为先生要写的是孔乙己,要交待的是与孔乙己相关的信息。其他菜再多,也与孔乙无关,均可忽略。在提这一信息时,先生用笔非常委婉,这里是写小说,不是写酒店的价目表,也不是记孔乙己的生活开支账单。所以先生故意转了一个弯,说酒的价格时是做工的人“傍午傍晚散了工,每每花四文铜钱,买一碗酒”,报菜的价格时是“倘肯多花一文,便可以买一碟盐煮笋,或者茴香豆,做下酒物了”。话虽这样说,可交待的两件物价,均与孔乙己在酒店的消费有关。这是“十九文”账单的第一个伏线:十九文钱可能是喝了四碗酒吃了三碟茴香豆欠下的。当然,你也可以说他酒不到四碗,豆吃得更多。
  写到这里,鲁迅先生好像又怕读者忽略了这一有效信息,就又让孔乙己亲自出场,为账单埋下第二个伏线:
  孔乙己一到店,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着他笑,有的叫道,“孔乙己,你脸上又添上新伤疤了!”他不回答,对柜里说,“温两碗酒,要一碟茴香豆。”便排出九文大钱。
  对别人的嘲笑,孔乙己并不用语言回答,而是以“温两碗酒,要一碟茴香豆”的行动来作无言的回应:有酒有菜的“阔绰”之于“短衣帮”们只喝一碗酒的“寒碜”,我孔乙己是什么人?不屑与你们谈那些无聊的话题!短短两句话,不仅写出了孔乙己在“短衣帮”面前的矜持与自傲,同时交待了孔乙己的日常饮酒“习惯”:两碗酒,一碟豆。之所以酒要两碗,针对“短衣帮”们的一碗而来;之所以要有一碟豆,针对“短衣帮”们的不“阔绰”而来: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要显示读书人的“优势”,构成了孔乙己在酒店这一“公共场合”出现的第二件“长衫”。
  二、“十九文”欠账前后的辛酸故事
  可是,这种物质上的“阔绰”之于孔乙己来说,并不那么容易维持。对于“好逸恶劳”的他来说,生活是在走下坡路的,不管他心里承认不承认,都是这样。于是鲁迅先生为账单埋下的第三个和第四个伏线就来了:
  但他在我们店里,品行却比别人都好,就是从不拖欠:虽然间或没有现钱,暂时记在粉板上,但不出一月,定然还清,从粉板上拭去了孔乙己的名字。
  ……“温一碗酒。”掌柜也伸出头去,一面说,“孔乙己么?你还欠十九个钱呢!”孔乙己很颓唐的仰面答道,“这……下回还清罢。这一回是现钱,酒要好。”掌柜仍然同平常一样,笑着对他说,“孔乙己,你又偷了东西了!”但他这回却不十分分辩,单说了一句“不要取笑!”“取笑?要是不偷,怎么会打断腿?”孔乙己低声说道,“跌断,跌,跌……”他的眼色,很像恳求掌柜,不要再提。此时已经聚集了几个人,便和掌柜都笑了。
  从“品行好”“不拖欠”到欠账十九文,从“两碗酒一碟茴香豆”到“温一碗酒”不再要下酒菜,孔乙己的十九文钱是几次欠下的呢?这十九文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一个什么样的酸楚呢?根据鲁迅在小说中埋下的伏线,我们可以这样设想:手头不再“宽裕”的孔乙己,又不愿丢掉自己吃酒时的“身份”,于是凭着自己在酒店的“良好信誉”,他照常在别人的笑声中“温两碗酒,要一碟茴香豆”,可是这次,他没能“排”出九文大钱,而是在粉板上留下了九文欠账;一段时间过去了,经济不见好转,不仅不能如以往那样“清账”,而且连再喝酒的钱也没有!可又不能“丢身份”,经过内心的仔细掂量,他第二次悄悄的“省”下了一碗酒,豆是不能省的!有酒没菜,不是像“短衣帮”们那样了么?!粉板上又加了五文;第三次亦是如此。再然后,酒店就不能来了,欠得多了,欠得久了,老板会当面讨账的,要想办法还账。于是,他这主意就打到了有钱的丁举人身上,可他忘记了“有钱”的后面一定是紧跟着两个字:有势!在有钱有势的丁举人那儿,他不仅没走出经济困境,反而落个“吊着打”“打折了腿”的下场。或许,孔乙己根本就想到了这样的结果,没有其他的办法了,也只能这样“结果”了自己。
  我已经无法设想,断了腿的孔乙己是怎么又活到去喝最后一碗酒的。或许,是他把自己视为“生命”的长衫当了四文钱?或许,只是鲁迅先生要让他在酒店最后一次露面?……总之,他最后一次来到了咸亨酒店。这一次,他是狼狈地,用手“走”来的;这一次,他不仅丢了有形的长衫,也丢了心里无形的长衫:他心中之于短衣帮们的“阔绰”。对别人的嘲笑,他已经不能用无言的“蔑视”来回击,只能用无力的“不要取笑”和“恳求”的“眼色”来应付!如果说以前孔乙己心里还一直在坚守着一点什么的话,这一次他是彻底被击垮。因为他虽然“这一回是现钱”,可茴香豆是彻底吃不起了,他在心里建立的一点点虚无的、可怜的“优势”已经在大家的笑声和自己的颤抖声里荡然无存。
  当年曾经多次拜访过鲁迅先生的宫白羽在他的自传《话柄》中披露,一次和鲁迅聊天,说到小说创作,鲁迅对自己的作品最满意的是《孔乙己》,说“这一篇还平心静气些”。也许,鲁迅先生要“平心静气”地给我们展示的,正是孔乙己这种虚无的“优势”的失败!包括长衫,酒菜,以及“茴”字的四种写法!之所以说“平心静气”,是对这失败的经过,先生只字不提,只是截取了几个场面设下伏线,把具体的过程留在了一张“十九文”的账单中。一切的酸楚,让读者自己去体味吧。我们在阅读的过程中,不仅要注意到作者写了什么,还要主动去想像作者没有写出的东西,只有这样,才能真正领悟到作品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