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六一公公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形象？

作者：胡俊国

　　鲁迅《社戏》中六一公公是个耐人寻味的形象。在新课标颁布之前的传统语文课堂上，他被视为封建礼教的拥护者和受害者，理由是他说过“我”“读过书”“将来一定要中状元”之类的话。这种分析已遭批驳：这只不过是一句平常的客套语——“像今日夸某个孩子聪明，将来一定能考上好的大学一样”。⁽¹⁾而在目前文化解读的宽厚语境中，他被看成一个淳朴乡民：对于孩子们偷他的豆，只是责备“不肯好好的摘，踏坏了不少”，听说摘豆是为了请客，马上说“这是应该的”，他并不是吝啬的人；后来他又亲自送豆，表现了他热情好客的性格。“我”夸了他一句，他“竟非常感激起来”，体现了他的老实厚道的农民本色。⁽²⁾那么，六一公公是否就是一个老实厚道的农民？鲁迅塑造这个形象的真正意图是什么呢？
　　对这个形象的理解是和对《社戏》的全面分析分不开的。
　　《社戏》采取的是平行结构，中学课本节选的是对称结构的后一部分。前一部分，鲁迅叙述了“我”在北京看京戏的两次经历，通过对戏台下的喧闹和拥挤的描述，突出了“争座位”带来的精神负担，并由戏台下的拥挤，引发了对生存环境的感慨，“我近来在戏台下不适于生存了”“我省悟到在这里不适于生存了”。⁽³⁾戏台下的拥挤喻示了人生的拥挤，那么鲁迅理想的生存之地到底在哪里呢？后一部分鲁迅告诉我们这个理想之地就是平桥村。平桥村是鲁迅心目中的乐土：近海临河，住户很少，而且“百分之九十九不识字”，“都种田，打鱼”。在这一个近乎桃源的地方，“我”可以免于读诗书，而平桥村的人们则根本不读诗书。因此，平桥村也就没有在读诗书基础上形成的长幼尊卑、高下贵贱的等级秩序，“即使偶而吵闹起来，打了太公，一村的老老小小，也决没有一个会想出‘犯上’这两个字来”。
　　但是，以鲁迅的尖利、严苛，这样的环境仍不十分理想，还需要作剥离，即剥离成人秩序。因为在成人世界中，即使在平桥村也有争竞之心，也有对桃源之外的世俗秩序的倚重和向往。《社戏》以迂回的笔墨，一点一点扫去成人的障碍：首先是白天定不到船，其次是晚上又不能让大人们熬夜陪着，于是才有了与小伙伴们晚上单独去看戏的机会。“我的很重的心忽而轻松了，身体也似乎舒展到说不出的大”。这是完全的儿童世界，世俗的成人的一切秩序在此完全没有市场。这些孩子不会原谅一个会念“秩秩斯干”而不会骑黄牛、水牛的同类。这些孩子也没有你我之分，偷谁家豆子的判断标准仅仅是豆子大小。用了八公公的盐和柴，对付的法子是：“他如果骂，我们便要他归还去年在岸边拾去的一枝枯桕树，而且当面叫他‘八癞子’。”显然，成人道德观念中的“无私”“善良”或“无赖”“狡猾”等评语用在这些孩子身上总显得隔膜。他们是“心思纯白”⁽⁴⁾的率性自然的儿童，他们的世界是鲁迅寄予希望，认为可以作为中国的未来指望的、没有受到任何成人的等级秩序和道德观念浸染的世界。
　　然而就在大家逃离了“成人秩序”，沉浸在诗一般的乐土中的时候，六一公公出现了，他看似不经意的几句话打破了我们的梦想。孩子们偷吃六一公公的罗汉豆，第二天，六一公公问“我”豆好不好吃，“我”回答“很好”之后，六一公公竟“非常感激”，甚而“得意”起来：“这真是大市镇里出来的读过书的人才识货！我的豆种是粒粒挑选过的，乡下人不识好歹，还说我的豆比不上别人的呢。”要弄清楚这些话的潜在信息，我们应该认识到：六一公公的豆的确不如人。阿发要伙伴偷自家的豆，因为他家的豆大，而偷六一公公的豆只是为了不至于偷得太多引发阿发娘的哭骂。既然这样，为什么六一公公还说“乡下人不识好歹”呢？这只是因为“我”这个“大市镇里出来的读过书的人”说他的豆子好。在这里，六一公公眼中“大市镇里出来的读过书的人”说的话是可以凌驾于“乡下人”的事实判断之上的。事实上，我们只要对《社戏》原文进行细读，就会发现，六一公公所看重的“大市镇”和“读过书”这两点，正是鲁迅在前文中所要极力疏离的。恰是大城市的拥挤和喧闹，勾起了鲁迅的还乡的冲动；而读了过多“秩秩斯干”之类的书，在鲁迅看来，就免不了中了旧习惯旧思想的毒，成为“伪士”，从而丧失了“诚”和“爱”的能力。⁽⁵⁾所以说，在对乐土的诗意追思的最后出现的六一公公，正是对鲁迅所要疏离的一切“招魂”的人物。他几句简单的话中包含着一个具有鲜明的高下贵贱之分的等级秩序，而他本人则显然是极为赞成和试图依赖这一等级秩序的。
　　综上所述，如果我们仅仅根据六一公公对于孩子们偷他的豆来请客的一些反应，而把他视为老实厚道的农民，就显得过于宽厚，消解了这一人物在文中的意义。希望与幻灭如影随形，回顾中夹杂着深刻的质疑，这才是真正的鲁迅精神。同样，有六一公公存在的有缺陷的乐土，才是真正的鲁迅式的乐土。钱理群先生曾说《社戏》可以作为鲁迅小说艺术的象征来读：“先是摇着船，远远地看戏台在赵庄演出；船划过去，渐望见依稀的赵庄，而且似乎听到歌吹声了，还有几盏渔火，料想便是戏台；然后再进去，听那声音是横笛，婉转、悠扬；再进去，果然是渔火；再进去，真的，赵庄到了，但又觉得赵庄模模糊糊的，在远处的月夜之中，和空间几乎分不清界限，于是我们只能远远地看；看着看着，台上的形象都模糊了，戏子的脸都渐渐有些稀奇了，那五官变得不明显了，融成一片没有什么高低了，于是我们离开了。回头再看那个戏台，在灯火光中，又像初来一样，缥缈得像一座仙山楼阁，被红霞所笼罩着了。”⁽⁶⁾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我们对鲁迅小说的感悟过程，就如同年幼的迅哥儿追寻赵庄的过程，反复经历着与作品的意蕴相遇的喜悦和分离的迷惘，每一次反复都是一次深化，可是却始终感觉作品最深的意蕴仍在不可即的未来。钱先生的这段话既是我们对鲁迅小说的感悟过程，其实也是鲁迅本人对完美仙境的追寻过程，在追求理想乐土的过程中，永远伴随着迷惘和缺憾：野外的社戏风致嫣然，令人向往，却缥缈悠远得难以企及；平静祥和的乐土的上空时时飘来幻灭的鬼影。六一公公正是乐土上不时飘过的“鬼影”之一，是鲁迅所抗拒和斗争的“招魂”的人物。他是无法根除内心奴性，妄图借助异己秩序实现竞争和压迫之心的人物的代表，作为“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⁷⁾中的一员，他的行为也许是无意识的，却极具威胁性。他的存在让我们感觉到了乐土的遥远缥缈。
　　
　　〔1〕〔2〕课程教材研究所编著《语文教师教学用书》（七年级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63页。
　　〔3〕鲁迅《社戏》，《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8、89页。
　　〔4〕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8页。
　　〔5〕鲁迅《破恶声论》，《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页。
　　〔6〕钱理群《与鲁迅相遇》，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31页。
　　〔7〕鲁迅《我之节烈观》，《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