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语文转向
作者：何九盈
一、何谓“语文转向”，中国语文为什么要转向
“语文转向”是本文的一个主要概念。为什么我要用“语文转向”这个概念，而不用现成的“语文革新”“语文现代化”这样一些提法？这并不是故意标新立异，而是我觉得“语文革新”“语文现代化”之类的提法并不能全面准确地揭示语文转向的实质。
“革新”即“革故鼎新”，即“革除旧的，创造新的”。如“技术革新”“革新运动”。“语文革新”也可能是由“技术革新”类比而来，但二者性质不同，技术可以“革新”，语文不能“革新”。百余年来的事实证明，汉语和汉字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甚至变化很大，但汉字只是有“改”无“革”，并没有创造出一种新的什么文字来取代汉字，即使把《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文字来看待，它也没有取代汉字，在当前连平起平坐也谈不上。至于汉语，它的词汇、语法均已发生深刻的变化，但并没有被革除掉，并没有谁创造出一种新的语言来取代汉语。“语文革新”这种说法是经不起推敲的，是不严密的。
“语文现代化”的提法历史不长，很明显它是套用“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之类的词语克隆出来的。这个概念在一定范围内颇为流行，但也不是没有争议。1995年12月23日在南京“语文现代化问题”座谈会上，韩陈其的发言就表示：“语文现代化这个提法本身还有不少问题。”〔1〕世界各国所有的现代化都是靠两个轮子运转前进的。一个轮子叫科技，一个轮子叫人文。二者互相依存，互相促进，缺一不可。科技的现代化事实上就是国际化，科技作为产业必须跟国际接轨，完全可以采取“拿来主义”。人文这个轮子，包括语文在内，情况就要复杂得多。从语文应用层面来看，如汉字信息处理，我们可以称之为“语文现代化”，可汉字、汉语能跟国际接轨吗？能全球化吗？在历史上曾经有人主张废除汉语、废除汉字，以为这样就可以跟西方接轨，事实证明：此路不通。如果连自己的“语”和“文”都没有了，成了“无轨”之人，拿什么跟人家“接”！“语文现代化”的提法容易导致片面性，即把传统与现代对立起来。现代应当继承传统。我们只能用现代的话语体系去解释传统，但不能“化”掉传统。我们不能化掉孔夫子，不能化掉十三经、二十四史，也不能化掉文言文、甲骨文、金文，甚至连《说文解字》《康熙字典》也不能化掉。“语文现代化”既不能准确地对百余年来的语文转型进行历史性的概括，也不能正确地全面地指导当前的语文建设。
“语文转向”这个提法就对吗？这要由时间来作结论。
从目前来看，这个提法至少有两点好处。
1.摆正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
140多年来，中国语文转向的总目标总趋势无疑是由传统转向现代。具体内容就是：由古汉语转向现代汉语、由以文言文为正宗转向以白话文为正宗、由以汉语为单一的教学语言转向有附加语言的多元教学语言、由自然标准语转向法定的规范化的标准语（普通话）、由汉字单一书写体系转向以拼音文字为辅助的双符号书写体系，在印刷文化转向电子文化的时代，汉语也由单一的纸上读写转向纸上和屏幕的双重读写（年轻一代有所谓“弃书投网”的说法）。我们说这些都属于转向，因为它既没有切断传统语文的命脉，又从传统中孕育出新的发展方向。“转向”当然不是听其自然，有人为的干预，有绝对的规定。但不论什么样的干预、怎样的规定，都必须尊重语文发展的内在规律、语文自身的逻辑。所有企图用“革”、用“化”的办法来解决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种种矛盾的做法都是行不通的。传统语文为现代语文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资源，是现代语文发展的立足点。“语文革新”“语文现代化”的提法都没有给传统语文以应有的历史地位、现实空间。
2.摆正了语文与现代化的关系
现代化是世界潮流，各民族迟早都要随潮流而进。语文转向并不具有普适性，也不需要全球化。语文转向只是我们中华民族为了适应世界潮流而不得不做出的选择，是在中国现代化大背景下产生的历史任务。现代化是大前提，语文转向是实现这个大前提的必要条件。如果没有现代化这股世界潮流，中国依然闭关锁国，处在中世纪的古典语文生态环境中，中国语文就完全没有转向的必要，也没有转向的可能。中国现代化遇到的第一道难关就是语言障碍。语言文字是我们进入国际社会的唯一方式。洋人打上国门，我们被迫跟洋人打交道，打交道就得说话，就得通晓对方的语言、文字、文化、思维方式。客方的强势语言就必然对我方的弱势语言进行渗透，乃至改变词汇体系、语法规则，形成所谓“欧化”汉语。但不论怎么“欧化”，汉语总还是汉语，这就是语文转向与科技现代化在本质上的不同。
从西方现代化的历史来看，语文并不一定要急转向、大转向，汉语面临现代化的大潮，为什么一定要发生几千年以来未有的大转向呢？
西方的现代化属于原生形态，它的社会转型是从内部发生的，是一个漫长的渐变过程，它的语文演变基本上是自行性的新陈代谢。而汉语遭遇现代化是突发的、被动的，且汉语汉字的历史极为悠久，文献极为丰富，“语”和“文”又严重脱节，“文”的内容也以古典为主，面对现代化的西方世界，发展到19世纪的汉语，的确已经老了，“真成了退化的语言”。〔2〕它的老态主要表现在：一、语文教育老化，二、书面话语老化，三、应试文体（八股文）老化，四、缺少语言规范，五、语言观老化，六、汉字老化。
中国要改变落后状态，头等大事就是要改变汉语汉字的落后状态，实现语文转向。总结百余年来的经验，汉语是可以转向的。汉语具有稳固性、灵活性及丰富性的特点，因此它的词汇、语法、语音能在不打乱原来系统的前提下实现现代性转向。
二、中国语文转向的五个阶段
回望百余年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国语文转向的过程，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1862～1894年，“夷语”“夷文”开始撞击中国语文的年代。
第二阶段：1894～1917年，梁启超“新文体”风靡全国的年代。
第三阶段：1917～1949年，“文言弥留，白话学步”的年代。〔3〕
第四阶段：1949～1979年，语文规范加强、语文内容政治化的年代。
第五阶段：1979年以后，语文地位提高、语文观念大开放的年代。
1.第一阶段（1862～1894年）
我把第一阶段的上限定在19世纪60年代初，是因为“现代化”这个词虽然20世纪30年代才始见于报端，〔4〕但中国现代化的原始阶段于19世纪60年代初就开始了。当年的洋务运动就是现代化的滥觞，也就是中国语文与“夷语”“夷文”大撞击开始的年代。带有标志意义的具体事件有二：一件是1862年开办京师同文馆，“是为中国新学的起始”；〔5〕另一件是1865年于上海设立江南机器制造局，制造局内设有翻译馆。
中国现代化从开始的第一天起就驾驶着两轮文化车起步向前。同文馆是人文轮，制造局是科技轮。导引这两个轮子前进的是翻译。没有翻译，这两个轮子就寸步难行。“翻译——除出能够介绍原本的内容给中国的读者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创造出新的中国的现代言语。”〔6〕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这样说，中国语文转向是从中西语言撞击开始的，是从翻译“夷文”“夷语”开始的。这就决定了中国语文转向的根本特点：从那时到现在，140多年来，中国语文始终面临着语言竞争的紧张而又尴尬的局面；总是处于弱势地位，总是以西方语言（主要是英语）作为参照，并自觉或不自觉地深受西方语言的影响。我们不得不承认，一部中国语文转向的历史或者说一部现代汉语发展的历史，从一个特定的视角来看，也就是一部中西语言竞争的历史。这部历史每一阶段的特质都是由不同的语言竞争形势决定的。汉语在竞争中没有被击败，且已有由弱变强之势，它的地位不是江河日下，而是步步升高。强势与弱势的界定，不是语言本身有什么优劣之分。“强”“弱”是由文化、经济、科技等因素决定的。改变弱势的唯一自救之法，就是学习强者的语言。中国的现代化就是从学习西方语言开始的，这不是自愿的，是逼出来的。当年洋务运动的新派人物如冯桂芬、郭嵩焘、容闳、王韬、曾纪泽等人都认识到学习“夷语”“夷文”的重要性，他们都有与洋人交往的经验，能够放眼向洋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