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0期
五种岳阳楼
作者：孙绍振
对于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不知内情者往往以为，如此雄文，必然身临其境，观察入微，通篇都是写实。其实不然。当年范仲淹被贬邓州（在今河南），根本没有可能为一篇文章而擅离职守远赴岳阳。据岳阳楼现存资料，当时滕子京请他属文，只给了一幅巴陵胜景的图画，范仲淹就据此写成这篇千古名篇。
我们先看看身临其境的滕子京是怎么写岳阳楼景观的：
东南之国富山水，惟洞庭于江湖名最大。环占五湖，均视八百里；据湖面势，惟巴陵最胜。频岸风物，日有万态，虽渔樵云鸟，栖隐出没同一光影中，惟岳阳楼最绝。〔1〕
可见用笔甚拙。至于他的词《临江仙》所描绘的岳阳楼，就更简陋了：
湖水连天天连水，秋来分外澄清。君山自是小蓬瀛。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帝子有灵能鼓瑟，凄然依旧伤情。微闻兰芷动芳声。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
八百里洞庭在他笔下，竟然只是“天连水，水连天”，“分外澄清”，剩下就是孟浩然和钱起的著名诗句的袭用。这位很热爱诗文的滕子京并不是瞎子，而是缺乏自己独特的感受和表达这种感受的语词。但没有到过岳阳楼的范仲淹则相反。能不能写出东西来，不仅仅在于眼睛看到了多少，更重要的是心里有多少：
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
滕子京也说到了洞庭湖的“胜状”：据五湖之广，八百里之雄。但范仲淹强调了洞庭湖和长江、远山的关系，在“衔”字和“吞”字之间，有一个隐喻（口），使长江和君山都在洞庭湖的吞吐之间。滕子京的“日有万态”“渔樵云鸟”“出没同一光影中”，用笔不可谓不细；然而，比起“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却显得笔力稍弱。水准的差异，不能仅仅用思想境界来解释，也许更不可忽略的是艺术修养的层次。文章是客观的反映，同时又是主体精神的表现。主体精神和客观对象本来是分离的，文学形象构成的关键，就是把客观的特点和主体的特点结合起来，光有观察力是不够的，最关键的是要用想象力构成虚拟的境界，以主体的情感、意志对客观景物加以同化，进行重塑。这就需要化被动的反映为主动的想象，想象的自由取决于审美主体的优势。和范仲淹相比，滕子京缺乏的正是这种审美主体的优势。
这从《岳阳楼记》的开头几句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但是，这一点审美主体的优势，对于范仲淹来说不过是“小儿科”，不值得留恋。对于气势如此宏大的自然景观，他只轻轻一笔“前人之述备矣”，就搁在一边了。其实，他所轻视的“前人之述”并不太俗套，有的还目光远大，视野开阔，气魄雄豪。但为什么他不屑一顾呢？因为在他看来，以豪迈、夸张的语言，把精神聚焦在自然，甚至人物风物上，是此类序记体文章的惯例。长江四大名楼的序记文中最早的《滕王阁序》就是这样的：
星分翼轸，地接衡庐。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
站在地理位置的制高点上，雄视八方，历数人文，以华彩的笔墨，尽显地理形势和人文传统的优越，其基本精神，不外乎一首颂歌。范仲淹显然以自己的审美优势，从这样的话语模式中进行了突围，气势凌厉地提出：
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这一组短句，干净利索地从地理形胜转到人情的特殊性上：第一，不是一般的人，而是“迁客骚人”，是政治上失意的、有才华的人士面临此境的感喟；第二，不是一般的感情，而是“得无异乎”，是有异于常的、有特点的感情。
文章的立意之高，关键就在这个“异”字上，它不是单层次的，而是多层次的。作者从容不迫地、一层一层地揭示“异”的内涵。
第一层，在悲凉的景色面前，岳阳楼上文人的情感：
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触目伤怀，登高望乡，壮志难酬，怀才不遇，忧谗畏讥，悲不自胜——从王粲的《登楼赋》以来，就确立了这样的母题。这种思想境界并不完全限于个人之哀乐，多少与国运民生相关。这种情感以悲凉、孤独、无望为特点，但在范仲淹这里，境界却不一样：
霪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
把悲凉的情感与宏大的空间视野、壮阔的波澜相结合，是很有一点特“异”气魄的。但是，就是这样的特异胸襟，范仲淹也未置一赞词。
第二层，写的是在春和景明的季节产生的另外一种特异的、和前面的感情完全相反的情感：
登斯楼也，则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在同样一个现场，在明朗的春光中享受大自然的美好，情感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生气勃勃，神思飞越。要知道，在中国文学史上，写悲凉的作品的成就是很高的，杰作比比皆是；而写欢乐的感情的杰作却寥寥无几。更为难得的是，范仲淹把欢乐写得如此气魄宏大。但范仲淹却以为，这样的喜和前面的悲一样，都不是理想的境界。他提出，还有一种“或异二者之为”的境界，这种境界，“异”在什么地方呢？
这是我们要注意的第三层：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不以物喜”就是不因客观景观美好而欢乐，“不以己悲”就是不因自己境遇不好而悲哀。以一己之感受为基础的悲欢是不值得夸耀的。值得夸耀的，应该是“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不管在政治上得意还是失意，都是忧虑的。这种忧虑的特点，首先是崇高化了的：不是为君主而忧虑，就是为老百姓而忧虑；其次是理想化了的：人不能为一己之忧而忧，为一己之乐而乐，在黎民百姓未能解忧、未能安乐之前，就不能有自己的喜怒哀乐。这种理想化的情感，不是太严酷了吗？这样高的标准，不要说一般文人不能达到，就连范仲淹也做不到，他自己就写过一系列的为景物而喜、以一己而悲的词，如《苏慕遮》和《送韩渎殿院出守岳阳》。这不是言行不一吗？不是虚伪吗？但是从近千年的阅读史来看，这篇文章并没有留给读者虚伪的感觉，相反，读者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很感动。为什么呢？
第一，这时范仲淹自己也处于被贬的地位。他在《岳阳楼记》里是在勉励自己，对自己提出了比平时更为严苛的要求：不但处于朝堂之上要为民而忧，就是遭到不当的处置，处于江湖之野，也要忧其君。
第二，从文体上获得解释。在范仲淹那个时代，诗和文是有分工的。诗言志，“志”是独特的情感世界，个人的感情，甚至儿女私情，哪怕像周邦彦、柳永那样的离经叛道的花街柳巷的感情，都是可以充分抒发的。而文以载道，文章的社会功能比诗歌严肃得多，也沉重得多。“道”不是个人的，而是主流的，是道德化的，甚至是政治化的、规范化的。所以在散文中，人格往往带有理想化的色彩。而理想化，一方面是理念化或者概念化的，不讲感情的，所以范仲淹觉得，除了为庙堂为百姓，就不能有个人的悲欢。可是从另一方面看，这种理想化，又是绝对化的、不留任何余地的，连一点个人欢乐的余地都没有。这种绝对化不是理性的特点，恰恰是感情化、抒情化的特点。如果这一点在上述的话语中还不够明显的话，到了下面的这句话就很清楚了：
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
这好像比较全面了，更讲理了，更有哲理色彩了：不是不应该有自己的忧和乐，而是个人的忧要在天下人的忧之前，个人的乐要在天下人的乐之后。这就构成了高度纯粹化的人生哲理。高度的哲理，就是高度的理性。个人的忧和乐本来没有合法性，但在一定条件下（“先天下”和“后天下”），就有了合法性。恰恰是对立面在一定条件下的统一和转化，构成了基本的哲学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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