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0期
谈谈“说项”
作者：汪 祎
杨敬之之所以会推荐项斯，也是有自身原因的。《新唐书·杨敬之传》说：“敬之尝为《华山赋》示韩愈，愈称之，士林一时传布，李德裕尤咨赏。敬之爱士类，得其文章，孜孜玩讽，人以为癖。雅爱项斯为诗，所至称之，繇是擢上第。”〔3〕杨敬之即因韩愈称赏其文赋而享誉士林，故能推己及人，做到礼贤下士，项斯也因此际遇而扬名长安。
杨敬之曾于唐文宗、武宗朝任国子祭酒及太常少卿等官职，项斯则为唐武宗会昌四年（844年）进士。项斯带着自己的诗作拜谒杨敬之并受到他的赏识，事情应该发生在武宗朝。故在唐太宗贞观年间（627～649年），还没有“说项”一词出现的可能。
那么，《现代汉语词典》所言“后世指为人说好话，替人讲情”，“后世”自什么时代开始呢？“到处逢人说项斯”又是如何演变为“说项”的呢？
杨敬之赠项斯的诗，客观上起到了推荐人才，奖掖后学的实效，使得诗中“到处逢人说项斯”具备了“称誉他人，向人推荐”的潜在含义，在此基础上，演变出“说项斯”的形式。明周漫士《金陵琐事》下卷“奖拔”：“龙厓何公，极寡交游，却好奖拔后进。如濮州之冯禄、冀州之李再命，皆于垂龆之年而识之，为之延师训教，买田供给，且逢人说项斯也。卒之皆成名士，李与子公露进士同榜。冯闻龙厓夫人死，偕妻南来，斩衰哭于墓下。其感知遇之恩也，深矣。”〔4〕此即奖拔后进之例，虽言“逢人说项斯”，但推荐的人已非项斯，而是冯禄、李再命之辈，原来潜在的“称誉他人，向人推荐”的含义因此而变得显豁。这说明大约在明代，“说项斯”已经成为一个具有代表性意义的典故，并赋予了特定的经验值。大约在清初，在词汇双音化的作用下，“说项斯”最终词汇化为“说项”，其含义依然为“称誉他人或向人推荐”。如清荻岸山人编次《平山冷燕》第十五回：“二人一路问问答答，信信疑疑，所谈皆妙论，所弄皆奇情，绝不在齿牙之后拾人残唾。所以读者津津，观者跃跃，不得不逢人说项。”〔5〕又如清李绿园《歧路灯》第五回：“但到任之后，这谭年兄忠弼的善行，竟是人人说项，所以前日与陈寅兄送匾奖美他。”〔6〕称赞或推荐人才，肯定会向别人夸奖赞颂其学识、品质，这可以被认为是一种给人说好话的行为，而替人说情，也是在为人说好话，故大约到清中叶时，“说项”又引申出“给人说好话，替人讲情”之义。这一词义淡化了原有的典故色彩，语境适应性得以强化，使用范围日益广泛；而出于表义明确的需要，原有的表“称誉他人或向人推荐”的“说项”，使用范围开始急剧萎缩，清代中后期已经少见用例。如《歧路灯》八四回：“你如今选官，也要拉。若不拉，怎治得行头？讨得美妾？无非到任以后，侵帑克民，好填这个坑；若填不满时，少不得顶个亏空小罪名，叫姓刁的说项而已。”〔7〕李绿园为康乾时人，《歧路灯》属清代前期作品，书中两种意义的“说项”都见，说明康乾时期，“说项”新义已经产生，与旧义处于并存状态。又如清无名氏《施公案》二五三回：“今日贤弟既来为他说项，如果黄天霸依我三件事，我便将女儿与他；若有一件不肯，可莫怪我执傲。”〔8〕再如清李伯元《官场现形记》第十九回：“其时巡抚檄调的都已到齐：也有撤任的，也有撤差的，有的已交首县看管，自己不能来，只好托了人来说情的。……还有些接连来了好几天，过道台不见他，弄的没法，只好托了别位道台写信代为说项。”〔9〕到了现代汉语中，“说项”大多数情况下都表“为人说好话，替人讲情”，出现的语境多为斡旋、谈判、交易之类较为正式的场合。旧有的“称誉他人或向人推荐”义则鲜有用例，已经到了消失的边缘。
现代汉语中“说项”虽有使用，但频率并不高，原因在于“说项”具备的“为人说好话，替人讲情”的义位，已逐渐被清代出现的“说情”一词所代替。“说项”与“说情”也由最初的文中同现（见上引李伯元例），发展为现代汉语中更多时候选择“说情”而非“说项”，这表明在实际使用中“说情”受到越来越多人的青睐。借助北大CCL检索语料库，我们发现，现代汉语语料中“说情”使用的次数要远远高于“说项”。这种情况的出现，说明大众对“说项”的表面意义越来越陌生，而“说情”比“说项”显然更能直观地传递和表达信息，因此成为沟通与交流的首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说项”真的会变成典故而永远离开人们的视线。
〔1〕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523页。
〔2〕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页。
〔3〕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972页。
〔4〕上海中央书店1935年版，下卷第71页。
〔5〕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37页。
〔6〕〔7〕中州书画社1980年版，第48页、804页。
〔8〕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70页。
〔9〕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