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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娥冤》喜中寓悲的科诨艺术
作者：姚昌炳
伟大作品之所以伟大，不完全取决于其重大深刻的主题，更在于艺术上的精雕细刻。《窦娥冤》在科诨上的巧妙运用，也足以证明其悲剧杰作的地位。剧中的科诨艺术主要体现在桃杌、张驴儿、赛卢医三人身上。悲剧中插入喜剧性科诨，是否会影响悲剧的严肃性呢？笔者认为关键要看这些科诨在剧中所起的作用。中国古典悲剧与西方古典悲剧不一样，西方古典悲剧大体是排斥滑稽调笑内容的，追求悲苦成分的单一性。中国古典悲剧则不然。我们先来具体分析一下《窦娥冤》中的科诨在剧中的表现。
楚州太守桃杌，是封建时代黑暗吏治的产物，是昏庸无能、贪赃枉法官吏的典型代表，是窦娥悲剧的直接制造者。从他身上可以得知冤狱遍布的深层原因，感知作者鲜明的爱憎与强烈的愤怒。桃杌即“梼杌”的代称，是传说中的凶兽。唐人张守节《史记正义》引《神异经》注道：“西方荒中有兽焉，其状如虎而大，毛长二尺，人面，虎足，猪口牙，尾长一丈八尺，搅乱荒中，名梼杌。一名傲很，一名难训。”显然作者有意把这个百姓心目中的“父母官”比为“傲狠难训”的凶兽。桃杌一上场就暴露了昏聩的嘴脸：“我做官人胜别人，告状来的要金银。若是上司当刷卷，在家推病不出门。”张驴儿与窦娥到公堂打官司，见了桃杌连忙跪下，口称告状，没想到桃杌居然也赶紧向原被告下跪。其随从大为不解地问道：“相公，他是告状的，怎生跪着他？”桃杌毫不掩饰、赤裸裸地宣称：“你不知道，但来告状的，就是我衣食父母。”在催人泪下的悲剧中，突然插入这么一段，并不是作者的疏忽，而是独具匠心的妙笔。在“似箭穿着雁口，没个人敢咳嗽”的元代，关汉卿写此剧的目的在于揭露封建官府的黑暗腐败，矛头直指贪官污吏，但不能明言，只能采用曲笔。桃杌的上场诗及向告状的下跪这具体而夸张的描写，看似让人发笑的插科打诨，其实是画龙点睛之笔，入木三分地揭示出贪官污吏的丑恶本质。人们可从这个“父母官”形象上引出许多思考，也为窦娥未来的命运生出一份担忧。这个小插曲还可起暂缓观众紧张情绪的作用。善良的窦娥面对的是狡诈的张驴儿，结果会如何？在此紧张的当口，作者安排桃杌的这段科诨，就不会让观众因长时间的紧张而疲劳，以至注意力下降。有张有弛的结构才是合理的结构。
插科打诨虽不是戏剧的重点，但其重要性不可小视。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说过：“插科打诨，填词之末技也，然欲雅俗同欢，智愚共赏，则当全在此处留神。文字佳，情节佳，而科诨不佳，非特俗人怕看，即雅人韵士，亦有瞌睡之时。作传奇者，全要善驱睡魔……则科诨非科诨，乃看戏之人参汤也。养精益神，使人不倦，全在于此，可作小道观乎？”李渔在此主要强调了科诨调节气氛的作用。让观众在紧张的期待中暂时松弛下来，以便情绪的再次提升。看到如此昏官，观众定会在笑过之余，更加关注女主人公的命运走向。窦娥心目中的“父母官”是“明如镜，清似水”的，可桃杌极富喜剧色彩的科诨暴露出的是贪赃昏聩的嘴脸，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极大的反差。喜剧性的科诨有力地反衬出后面的悲剧氛围，达到了寓哭于笑的艺术效果。
张驴儿是典型的市井无赖。以“救命之恩”为由，死气白赖地要挟蔡婆招他们父子为“接脚女婿”。当蔡婆只愿以钱财相谢时，张驴儿立即露出无赖凶相：“你敢是不肯……我仍旧勒死了你罢。”张驴儿父子只是无意中救了蔡婆，并非见义勇为。张驴儿听说蔡婆家还有个媳妇，便对父亲说：“救了他性命，他少不得要谢我。不若你要这婆子，我要她媳妇儿，何等两便？”这简直是趁火打劫，哪里是救人？来到蔡家，张驴儿对蔡婆说：“奶奶，你先进去，就说女婿在门首哩。”在未得许可的情况下，这种强行为婿的笑语中，预示着一场急风暴雨的到来。“‘帽儿光光，今日做个新郎；袖儿窄窄，今日做个娇客。’好女婿，好女婿，不枉了，不枉了。”“我今生今世不要他做老婆，我也不算好男子！”张驴儿自我美化的丑态潜藏的是正与邪的交锋。蔡婆的引狼入室，给平静的生活陡添波澜。在张驴儿的无赖与狡诈面前，善良的窦娥怎是对手？加之桃杌的昏庸与狠毒，窦娥的悲剧不可避免。
赛卢医的形象特征可从其上场诗中得到验证：“行医有斟酌，下药依《本草》；死的医不活，活的医死了。”这不合身份的自白，令人喷饭。身为医生，却对医道一窍不通，还居然有个夸张的名字。世称战国名医扁鹊为卢医，他一庸医居然还叫“赛卢医”。名不副实，滑稽与反讽意味显然。可赛卢医的上场并不只是让人一笑，他是一个与剧中案件密切相关的人物。正因他是一庸医，故而生财无道，只好向蔡婆借钱度日，又无力偿还。在数次被逼债的情况下，他竟顿生恶念，为了区区二十两债银，把蔡婆骗至荒僻处，要用绳子勒杀她，于是引出了张驴儿父子出场，最终与蔡家发生了纠葛。后来又是他卖毒药给张驴儿，导致命案的发生，致使窦娥屈招处斩。赛卢医怕案发受牵连，关掉药铺，从楚州跑到涿州改行卖老鼠药去了。这种庸医能生存于当时的社会，也多少反映出当时社会黑暗混乱的程度，因此出现大量的冤假错案也在情理之中。
从上述三人的滑稽言行中，我们可以看出科诨并非纯粹的笑料，也不会冲淡作品的悲剧效果，相反，会加深我们对悲剧的理解。尤其是在优秀剧作中，往往寄托着作者的爱憎褒贬。对昏官、无赖的批判与嘲弄，都能从他们的科诨中透露出来。关汉卿作为社会底层文人，深感普通民众的悲惨境遇，以杂剧为武器，通过贪酷昏吏和市井无赖沆瀣一气、草菅人命的事实，揭露和批判了元代社会“覆盆不照太阳晖”的黑暗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