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文本分析的七个层次
作者：孙绍振
第一，艺术感觉的“还原”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不得不举一些颇有代表性的例子。
唐人贺知章的绝句《咏柳》，从写出来到如今一千多年了，仍然家喻户晓，脍炙人口。原因何在？表面上看这是个小儿科的问题，但是，要真正把它讲清楚，不但对中学教师，而且对大学权威教授，也一点都不轻松。有一位权威教授写了一篇《咏柳赏析》，说 “碧玉妆成一树高”是“总体的印象”，“万条垂下绿丝绦”是“具体”写柳丝，柳丝的“茂密”最能表现“柳树的特征”。这就是他的第一个观点：这首诗的艺术感染力，来自表现对象的特征；用理论的语言来说，就是反映柳树的真实。这个论断，表面上看，没有多大问题，但是实质上，是很离谱的。这是一首抒情诗，抒情诗以什么来动人呢？普通中学生都能不假思索地回答“以情动人”，但教授却说以反映事物的特征动人。接下去，这位教授又说，这首诗的最后一句“二月春风似剪刀”很好，好在哪里呢？好在比喻“十分巧妙”。这话当然没有错。但是，这并不需要你讲，读者凭直觉就能感到这个比喻不同凡响。之所以要读你的文章，就是因为感觉到了，说不清原由，想从你的文章中获得答案。而你不以理性分析比喻巧妙的原因，只是用强调的语气宣称感受的结果，这不是有“忽悠”读者之嫌吗？教授说，这首诗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二月春风似剪刀”一句“歌颂了创造性劳动”。这就更不堪了。前面还只是重复了人家的已知，而这里却是在制造混乱。“创造性劳动”这种意识形态性很强的话语，显然具有20世纪红色革命文学的价值观，怎么可能出现在一千多年前的贵族诗人头脑中？
为什么成天喊着具体分析的教授，到了这里却被形而上学的教条所蒙蔽呢？
这是因为他无法从天衣无缝的形象中找到分析的切入点，他的思想方法不是分析内在的差异，而是外部的统一：贺知章的柳树形象为什么动人呢？因为它反映了柳树的“特征”。客观的特征和形象是一致的，所以是动人的。从美学思想来说，美就是真，美的价值就是对真的认识。从方法论上来说，就是寻求美与真的统一。美是对真的认识，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这就是教化。不是政治教化，就是道德教化。既然从《咏柳》无法找到政治教化，就肯定有道德教化。于是“创造性劳动”就脱口而出了。这种贴标签的做法，可以说是对具体分析的践踏。
其实，所谓分析就是要把原本统一的对象加以剖析，根本就不应该从统一性出发，而应该从差异性或者矛盾性出发。艺术之所以成为艺术，就是因为它不是等同于生活，而是诗人的情感特征与对象的特征的猝然遇合，这种遇合不是现实的，而是虚拟的、假定的、想象的。应该从真与假的矛盾入手分析这首诗。例如，明明柳树不是玉的，偏偏要说是碧玉的，明明不是丝织品，偏偏要说是丝织的飘带。为什么要用贵重的玉和丝来假定呢？为了美化，来诗化、表达诗人的感情，而不是为了反映柳树的特征。
但这样的矛盾，并不是直接的呈现，恰恰相反，是隐性的。在诗中，真实与假定是水乳交融，以逼真的形态出现的。要进行分析，是我们共同的愿望，但如果不把假定性揭示出来，分析就成了一句空话。分析之所以是分析，就是要把原本统一的成分，分化出不同的成分。不分化，分析就没有对象，只能沉迷于统一的表面。要把分析的愿望落到实处，就得有一种可操作的方法。我提出使用“还原”的方法。面对形象，在想象中，把那未经作家情感同化、未经假定的原生的形态，想象出来。这是凭着经验就能进行的。比如，柳树明明不是碧玉，却要说它是玉的，不是丝织品，却要说它是丝的。 这个矛盾就显示出来了。这就是借助想象，让柳树的特征转化为情感的特征。情感的特征是什么呢？再用“还原”法。柳树很美。在大自然中，是春天来了，温度升高了，湿度变大了，柳树的遗传基因起作用了，才有柳树的美。在科学理性中，柳树的美是大自然的现象，是自然而然的。但诗人的情感很激动，断言柳树的美，比之自然的美还要美，应该是有心设计的，所谓天工加上人美才能理由充分。这就是诗人情感的强化，这就是以情动人。
对于“二月春风似剪刀”，不能大而化之地说“比喻十分巧妙”，而应该分析其中的矛盾。首先，这个比喻中最大的矛盾，就是春风和剪刀。本来，春风是柔和的，怎么会像剪刀一样锋利？冬天的风才是尖利的。但是，我们可以替这位教授解释，因为这是“二月春风”，春寒料峭。但是，我们还可以反问：为什么一定要是剪刀呢？刀锋多得很啊，例如菜刀、军刀。如果说“二月春风似菜刀”“二月春风似军刀”，就是笑话了。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前面有 “不知细叶谁裁出” 一句话，里边有一个“裁”字，和后面的“剪”字，形成“剪裁”这个词组。这是汉语特有的结构，是固定的自动化的联想。
当然，“还原”方法作为哲学方法并不是我的发明，在西方现象学中早已有了。在现象学看来，一切经过陈述的现象都是主观的，是观念化、价值化了的，因而要进行自由的研究，就得把它“悬搁”起来，在想象中“去蔽”，把它的原生状态“还原”出来。当然，这种原生状态，是不是就那么客观、那么价值中立，也是很有疑问的，但是，多多少少可以摆脱流行和权威观念的先入为主。我的“还原”，在对原生状态的想象上，和现象学是一致的，但我的“还原”只是为了把原生状态和形象之间的差异揭示出来，从而构成矛盾，然后加以分析，并不是为了“去蔽”。当然，这样“还原”的局限是偏重于形而下的操作，但是，很可能，优点也是在这里。当我面对一切违背这种方法的方法的时候，不管它有多么大的权威，我总是坚定地冲击，甚至毫不留情地颠覆。要理解艺术，不能被动地接受，“还原”了，有了矛盾，就可能进入分析，就主动了。朱自清在《荷塘月色》中创造了一种宁静、幽雅、孤寂的境界，但清华园一角并不完全是寂静的世界；相反，喧闹的声音也同样存在，不过给朱先生排除了。一般作家总是偷偷摸摸地、静悄悄地排除与他的感知、情感不相通的东西，并不作任何声明，他们总把自己创造的形象当做客观对象的翻版奉献给读者。但朱先生在《荷塘月色》中却不同，他很坦率地告诉读者：“这时候最热闹的，要数树上的蝉声与水里的蛙声；但热闹是它们的，我什么也没有。”这里，透露了重要的艺术创造原则：作家对于自己感知取向以外的世界是断然排斥的。许多论者对此不甚明白，或不能自觉掌握，因而几乎没有一个分析《荷塘月色》的评论家充分估计到这句话的重要意义。忽略了这句话，也就失去了分析的切入口，也就看不出《荷塘月色》不过是朱先生在以心灵同化清华园一角的宁静景观的同时，又排除了其喧闹的氛围而已。忽略了这个矛盾，分析就无从进行，就不能不蜕化为印象式的赞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