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语文教育研究、文学教育与课程改革
作者：李 节
记者：在讨论语文教育这个话题的时候，很多人会先做界定，考虑语文是什么，是语言文学，还是语言文字；语文作为课程又是什么。虽然中学语文教师并不关心这些问题，但它们却似乎是语文教育理论界的重要问题，请问您怎么看这个似乎有点矛盾的现象?
温儒敏：从研究角度来说，有基本界定还是必要的。问题是，研究必须回到朴素的立场。面对实际问题，而不满足于标新立异。做“理论滚动”。其实，对语文是什么尽管有不同说法，但大家还是可以找到互相重叠的共识部分，那就是母语学习。不会有谁反对，这就是语文的核心。从这个内核往外辐射，诸如语言、文学、文字、文化等方面，都和母语学习紧密相关，这几个方面应当是互相融合的。母语是语言，但不能反过来说语言就是母语。儿童习得母语是自然的过程(这也是有趣而又复杂的课题)，但不是说会说话就不需要学习语文了，而是要不断提高母语的能力水平，终生都要学习。母语又必然具有特定的民族文化内涵，学习母语。同时可以提升文化力、思想力、审美力，等等。一般来讲，说语文是语言文学，或者语言文字，都不错，都能涵盖语文的主要部分，但这些概括是不全面的，所以宁可讲语文就是一种母语学习，是一个非常基础性的学科。我可能又被“绕进去”了，但基本意思是说：我们本来很熟悉、有共识的东西。不要硬去做理论分割。否则，本来还清楚，一较真反而糊涂了。比如什么是人、什么是文学。等等，要较真。还真是很难说清楚。这次课标修订。我主张不要抠字眼，不要纠缠概念，尤其是一线老师，用不着去争论概念问题。理论价值的大小。归根结底要看解决实际问题的程度。
记者：我们知道，在新中国成立前，学习中国语言文字的课程叫“国语”和“国文”，1948年，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一律将其改称为“语文”。请问您能否设想一下，如果没有1948年的改名，还会存在“语文是什么”的讨论吗?请问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学术价值?
温儒敏：前面说了，从研究角度来讨论“语文是什么”是有一定学术价值的。但不要纠缠。要面对现实。“国语”的叫法比较早，五四时期就有，那时提倡白话文，强调“文学革命”与“国语统一”合流。形成了“国语”运动。如1918年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就提出过一个口号，叫“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从1920年起教育部要求当时的国民学校低年级教学都要用语体文(白话)，当时的语文课程就叫“国语”。为什么后来又有的改叫“国文”呢?是因为意识到这门课应当重点解决书面阅读问题，“国文”的叫法突出了书面阅读。至于1948年后改为“语文”，则是一种概念的梳理和统一。“语文”比前两个概念要全面、大气。可以把属于语文课程的许多功能特征包含进去。看看历史就知道，每个时期侧重点不同，语文课程的名称也有调整。现在有学者主张回去叫“国文”，是他们比较看重书面语学习。问题是，书面语之外的其他语文要素呢?听说读写不完全是书面语阅读。现在的争议不是因改名引起的，而是看问题的层面不一样。“语文”作为一门母语课程的命名，已经在我们民族集体意识中积淀下来，约定俗成了。我看不必再纠缠、争论。
母语需要长期不断地学习
记者：雅斯贝尔斯在《什么是教育》中说：“一个人要精通一门学科就需要付出毕生的精力，在语言方面，则是母语。”这个观点与高中语文课程改革的某些思想有相通之处。请问您是否赞同这个观点?在高中语文课程改革这几年中，您的中学语文教育思想有没有什么变化?
温儒敏：我赞同。前面讨论“语文”概念时也已经涉及类似看法，我是主张“语文就是母语学习的课程”这一定位的。母语虽然内化在人的精神和思维习惯中。但这需要过程。所以母语需要长期不断地学习，提高语文素养是长远的事情。
高中语文课改从第一批4个实验区开始，还不到4年。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激活了语文教学中长期存在的某些重大问题，这些问题也许还未能解决，但已经引起普遍关注。这就是收获。我支持课改。但主张步子稳一些，不要操之过急，多从实际出发，不搞颠覆式革命。现在课改碰到的阻力太大，有些地区根本推不动，报纸上说的经验一套一套的，实际上不见得有多少改变，这令人担忧。关键还是如何面对高考，以及高考如何配合课改。当然，社会层级分化形成的竞争加剧，也反映到教育中来了，课改必须推进，但每一步都将是艰难的。要从长计议。我最近有一篇讲话稿《对中小学课程改革的几点看法》，发表在《语文学习》2008年第1期，其中谈到了课改应当和高考“相生相克”，是在高考不可能完全取消的前提下的渐进的改革，课改可以和高考一起改进，这是这些年我面对课改的巨大困难产生的新想法。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参考。
记者：我们知道，工具主义语言观认为语言是服务于思想的手段。在语文教育中，“工具性”除了可以表明必须重视知识掌握和能力培养之外，对于母语的学习是不是反而会暴露出很多弊端?比如说，工具是身外之物，可以利用也可以放弃，但是，母语则早已内化在人的精神和思维习惯中。课程标准“不宜刻意追求语文知识的系统和完整”“不必进行系统、集中的语法修辞知识教学”等要求的提出，是否传达出一种新的语言(母语)观?您是否认为在语文教育研究中需要语言观的转向?
温儒敏：这个问题带有较多理论性。语文课改提出工具性与人文性统一。是防止过分和单一地追求工具性。提醒人文性也不可或缺。我们知道。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语文课程强化政治性和教化作用。对语文基本能力包括阅读写作训练有所忽视，“文革”之后拨乱反正，逐渐转向重视工具性。这是一种进步。但后来情况又有变化，那就是应试教育严重影响了学生的人格个性发展。不利于创新人才脱颖而出，而且学生负担太重，对身心健康不利，大家都有意见。90年代中期以来，许多人炮轰高考制度，强烈要求课程改革。现在的课改实际上是接续了这个趋势。显然，强调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结合，是有针对性的，带有纠偏的意思。但不宜理解为课改就是强化人文性弱化工具性。而应当是两者自然的结合，在教学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自然生成。一线老师备课不必处处考虑如何呈现人文性，显示已经在改革。实际上，人文性比较虚。它是弥漫在整个教学中的。至于课标中提出“不宜刻意追求语文知识的系统和完整”“不必进行系统、集中的语法修辞知识教学”等要求，我理解也是针对目前教学中的偏向。前面说了，语文课主要是母语学习，而说母语一般不会出语法差错，可是很多语法却反而越弄越让人不会说话了，所以课标特别提出反对追求过分的“知识的系统和完整”与“系统、集中的语法修辞知识教学”，不是完全不要语法修辞知识，而是要求“随文学习”。把语感培养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至于是否提出新的语言观，我没有深入的看法，也许还只是教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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