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书”“疏”“上书”辨析
作者：胡元德
为辨明以上文体间的关系，方便师生的教与学，笔者不揣谫陋，对这几种文体的演变历史、使用规范、风格特征及分合关系进行简要介绍。
从名称上看，有的文章名同而实异，属于不同文体：《论积贮疏》《谏太宗十思疏》属于“奏疏”（上书），《与子俨等疏》属于书信；《谏以妖人郑普思为秘书监书》属于“奏疏”（上书），《上枢密韩太尉书》则属于书信。有的文章名异而实同，其实是相同的文体：《论积贮疏》《谏太宗十思疏》和《谏以妖人郑普思为秘书监书》属于“奏疏”（上书），《上枢密韩太尉书》和《与子俨等疏》属于私人书信。《上枢密韩太尉书》中的“上……书”也不是通常所说的古代奏议文书“上书”。从功能上看，《论积贮疏》《谏太宗十思疏》《谏以妖人郑普思为秘书监书》属于公务文书，《与子俨等疏》《上枢密韩太尉书》属于私人文书。从行文方向看，公务文书方向单一，只能发给特定对象，《论积贮疏》《谏太宗十思疏》《谏以妖人郑普思为秘书监书》三篇公文的致送对象都是皇帝；私人文书行文自由，没有固定的行移方向，《与子俨等疏》是尊长写给晚辈，《上枢密韩太尉书》是晚辈上达尊长。从行用的时间看，有的比较古老，有的相对晚近：“书”“上书”自先秦就开始使用，而“疏”“奏疏”是汉代之后才出现的。从写作方法上看，公文中的“上书”“奏疏”要求条分缕析，以理性取胜；私人文书中的“书”“疏”则要求情真意笃，以感性见长。
几种文体中“资格”最老的是“书”。“书”是古代使用范围广泛、功能强大、手法多样的一种实用文体，上面提及的“疏”“奏疏”“上书”均发源于“书”，是它在公私事务中被广泛使用、适应不同的功能和场合分蘖出来的“变体”。刘勰《文心雕龙·书记》说：“夫书者，舒也，舒布其言而陈之简牍也。”古人发明了文字之后，把心中的言辞写在简牍等载体上就是“书”。战国之前的“书”无固定的行移方向，不分君臣，人们来往都可用之。
战国时期，社会动荡，群雄争霸，大批游说之士应运而生。他们奔走于诸王侯国之间，口述书陈，向君王剖利害论得失。由于频繁运用，上于君主这一特定用途的“书”，逐渐成为分支文种，称“上书”。
秦并六国，实施文种规范化，改“上书”为“奏”，成为大臣致达皇帝的正规公文，为历代封建王朝所袭用。“奏”文种确立后，作为其前身的“上书”并未就此退出政务实践，在实际写作中常常作为“奏”的别名而被长期运用，直到民国时期。如秦公子扶苏《谏始皇书》、李斯《上二世书》、西汉邹阳《狱中上梁王书》、隋朝李谔的《上隋高帝革文华书》、清末康有为的《公车上书》等。
李邕的《谏以妖人郑普思为秘书监书》，虽然没有标明“上书”的字样，但其致送对象是皇帝，所以属于“上书”。
“上书”的内容丰富、功用不一。颜之推说：“上书陈事，起自战国，逮于两汉，风流弥广。原其体度，攻人主之长短，谏诤之徒也；讦群臣之得失，讼诉之类也；陈国家之利害，对策之伍也；带私情之与夺，游说之俦也。”（《颜氏家训·省事篇》）
课本所选的“上书”多来自古代史书或诗文总集，收录者只注重其内容而忽略其形式，保留下来的只是正文部分，正文前后用以表明格式、行文关系、责任者等内容的“首书”“尾书”“末书”被删减了，师生无法据以获知“上书”的原貌。据《说文解字》附录中所载东汉许冲的《上书进说文》，该文体的程式为：
某官某稽首再拜上书皇帝陛下…（正文）…臣某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稽首再拜以闻皇帝陛下某年月日上
在写作上，“上书”往往运用铺陈、排比的写法，纵横议论，结构严谨、逻辑性强，说理透彻，语言也很生动、形象。
“书”又可作为一种上赐下的下行文书，如汉文帝《赐南粤王赵佗书》、汉武帝《赐严助书》。这种情况直到明代还存在，明人郑晓《今言》卷343中说：“凡上所下，一曰诏，二曰诰，三曰制，四曰敕，五曰册文，六曰谕，七曰书，八曰符，九曰令，十曰檄。”“书”与“诏书”“制书”“敕书”“册文”等御用文体并称，因此可知是一种诏令文种。
以上两种“书”均属公文，下面再讨论用于私人的“书”。
“书”最普遍的用法是“书信”，用于私人交往，上下之间、同辈之间皆可使用。其中上达尊长的，为表达敬意，称为“上书”。这种用于私人的“上书”和前述上奏君王的“上书”，名同而实异。苏辙的《上枢密韩太尉书》就属于这种情况。
“疏”的本意是“疏通”，《说文解字》解释为“通也”。有时与“书”通用，代指书信，如曹丕《与吴质书》：“虽书疏往返，未足解其劳结。”作为一种文体，“疏”自汉朝始创，在我国封建社会一直使用。
和“书”一样，“疏”既可以用于公务，也可以用于私人交往。进御者称“上疏”“奏疏”，用于私人交往的称“私疏”。《旧唐书·李叔明传》：“大历末，有阆州严氏子上疏称：‘叔明少孤，养子于外族，遂冒姓焉，请复之。’诏从焉。……及驾幸奉天，其子升翊从。叔明每私疏诫励，见危临难，当誓以死。”这里“上疏”上达皇帝，“私疏”写给儿子，足以说明两种“疏”的差别，也可以看出“疏”文体的使用范围。贾谊的《论积贮疏》、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属于公文的“上疏”，陶渊明的《与子俨等疏》属于“私疏”。
汉朝开始将“疏”作为“奏”的别称，指具有“条理分明”特色的奏文，后世又将“奏”与“疏”合二为一，作为群臣上奏文书的总称。一般说来，官员对政事有所建议，或者要弹劾其他官员，都可用“疏”，特别是对朝政表示看法或有所匡谏，更是多用这种文种。因此，尽管历代典章都没有将“疏”明定为公文名称，但因其使用频繁，格式、名称固定，应认定为独立的文种。留存于今的“疏”体名篇很多，如汉朝贾谊的《论积贮疏》、晁错的《论贵粟疏》、唐朝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等。
用为公文的“疏”，其格式与“奏”相似。写作特点为陈事透彻、条理明晰。课本中所选的《论积贮疏》分九个方面陈说，《谏太宗十思疏》提出十条建议，都具备这种特征。
虽然“上书”也别称“上疏”，但二者仍有差别：“上疏”多用于陈说数事，类似于现代公文中的“条款式”写法；“上书”通常一文一事，相当于现代公文中的“段落式”写法。将《论积贮疏》《谏太宗十思疏》与《谏以妖人郑普思为秘书监书》进行比较，可以看出这种差别。
综合以上内容，把其中涉及的以“书”“疏”命名的几篇文章所属的文体及其属性列表如下，作为本文的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