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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杜牧《江南春》被误读的再思考
作者：孙桂平
杜牧绝句《江南春》历来传诵，但明代杨慎曾非议过这首诗：“‘千里莺啼’，谁人听得?‘千里绿映红’，谁人见得?若作十里，则莺啼绿红之景，村郭楼台，僧寺酒旗，皆在其中矣。”对于杨慎的这番评论，清代何文焕曾批驳说：“升庵谓：‘千应作十，盖千里已听不着看不见矣，何所云“莺啼绿映红”邪?’余谓即作十里。亦未必听得着，看得见。题云《江南春》，江南方广千里，千里之中，莺啼而绿映焉；水村山郭，无处无酒旗，四百八十寺，楼台多在烟雨中也。此诗之意既广，不得专指一处，故总而命日《江南春》。诗家善立题者也。”显然，何文焕的看法是对的，而杨慎则系误读，这是著名唐诗研究学者沈祖菜、余恕诚、袁行霈等的一致看法。也是学界的公论。不过，作为诗学大家。杨慎为什么会产生这样明显的误读呢?这是一个饶有趣味的诗学问题，上述学者虽各有论述，但都不够全面。兹从以下几个方面更为发明。
一、没有考虑到诗题的重要性
若按照严格的标准界定，诗题当指诗人为自己的诗作所拟的题目。从萧统主编的《文选》和逯钦立所辑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等反映的情况看，中国古代诗人自拟诗题的习惯到魏晋时期才形成。经过宋、齐、梁、陈四代的发展，唐代诗人拟题有了很高的技巧。唐代诗题已经可以分为三类：(1)正面题：诗题与诗的内容相一致；(2)反面题：诗题与诗的内容相反；(3)无题。诗题与诗的内容没有直接关系。其中正面诗题的出现是诗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如闻一多所言：“有了正面诗题，诗人作诗才成为一种艺术态度。”
根据创作的一般规律，写诗既可以先成诗句，也可以先有题目。但由于选择正面诗题的诗作在定篇时，作者势必会根据诗题统筹安排诗句，因此古诗的写作自然形成了“尊题”的惯例。这就要求读者在鉴赏时，必须将诗句与诗题合观对读。杜牧《江南春》显然属于正面诗题，因此其第一句所谓的“千里”，是用于描述诗题所包含的“江南”这样一个广袤的地域的，而不仅仅是用于形容自己的视野。杨慎由于忽视了诗题的存在及其功用，而错会了诗人的匠心。这正如袁行霈在《中国诗歌艺术研究》中所说的：用“千里”一词，极言整个江南。到处是大好春色。题目叫“江南春”，正是着眼于整个江南，若改为“十里莺啼绿映红”。就不切诗题了。
其实，许多人在阅读古诗时，都有忽略诗题的倾向。有的虽然能够熟记诗句。但对诗题的印象相当模糊。有的虽然能够确切地记住诗题，在理解全诗时则根本不考虑诗题的功用。杨慎误读《江南春》的事例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警示：只有充分审题，才有可能正确阅读和理解古诗。
二、未曾顾及七绝的诗体特征
作为一种诗体，七言绝句以用最经济的手段来表现最完整的意境或感情见长，是最精粹的诗体之一。七绝这种以短小的篇幅来表达丰富深刻内容的特征。规定了诗人在写作时必须比写篇幅较长的诗歌更严格地选择所要表达的内容。摄取其中具有的典型意义，以能够从个别中体现一般的片段加以表现。《江南春》就符合这一规定：诗句所谓的“千里”是一般的整体印象。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等是诗人记忆中个别的片段图景，用于反映“整个江南地区春意盎然”这一典型意义。
此外，七绝的形式自然地将全诗一分为二：前面两句形成一个意义单元，后面两句形成另一个意义单元。诗人若欲七言绝句意味深长，则前后两个意义单元应形成相反而能相成的关系。就《江南春》的内容而言，其相反相成的关系如余恕诚鉴赏文所言：前两句描写出了江南的晴色，即江南春景中明朗的一面：后两句则勾勒出江南的雨色，即江南春景中暗淡的一面；二者构成层次丰富的江南春景图。就《江南春》所蕴涵的情感而言，其相反相成的关系由“南朝”和“多少”两词提示出来：前两句表达了对自然大化生生不息的欣羡，后两句则由对历史的回顾透露出人文之盛难免衰亡的伤感。这两种情感因素的对比是很鲜明的。若依杨慎的观点将第一句中的“千里”改为“十里”。那么由于十里之地容不下南朝四百八十寺，前两句与后两句之间诗意相互扦格，其在语义上形成张力的可能性就大大降低。
中国古诗体式丰富，四言、五言、七言、杂言的功能各自不同，绝句、律诗、歌行与乐府的规格也迥然相异，这是诗歌发展自然形成的经验。我们若想判断一首诗在艺术方面的得失，审体即站在诗体的高度审视字、词、句的合宜性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否则，就有可能像杨慎那样死抠字眼而不着要害。
三、忽略了文学创作的特殊性
古诗通常是不容易被理解的，因为诗人创作时的心理状态是微妙的。就像《文心雕龙·物色篇》所说的：“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读者若对诗人创作状态作简单化理解，鉴赏结果就可能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就《江南春》而言，杨慎既然觉得十里之内，莺啼绿红之景、村郭、楼台、僧寺、酒旗都可以看到，那么他显然认为杜牧是通过定点观察而形成诗句的。实际上。杜牧所闻所见。未必是拘于一隅而得，也有可能是对行吟途中江南景色所作的一种概括。因此。我们可以辩驳杨慎：“非拘一隅观奇景，一路行来都是春。”
还有其他可能。比如《江南春》所写的景色，也许是杜牧登山瞭望所得。根据经验，登高者视力所及。要远在十里之外；而且在视线模糊处，登高者自然会将视线沿着遥远的天空作无尽的延伸，从而有胸怀千里万里的感觉。正是因为有这种心理惯性做基础，所以杜甫《登高》所谓的“万里悲秋”才不使人觉得突兀，而《江南春》用“千里”一词也就自然可以成立。因此。我们又可以辩驳杨慎：“登高望远宜骋目。千里江南入眼来。”
退一步说，即使杜牧是拘于一隅定点观察而形成诗句的，也符合创作规律，因为思维从现实时空超脱出来并由联想而生发兴味，正是文学作品的重要本质。这一点古代的文艺理论家早已有明确阐述。如钟嵘《诗品》卷一云：“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根据这一原理，我们可以针对杨慎的不满这样解释“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的妙意：耳目所怡悦者。方圆不过十里；而游春之兴致，则遍在千里之江南。兴致既发，则心趣远出耳目所及，而转成千里之妙想，这正是人人心会而诗人能说的佳境。因此，我们也可以辩驳杨慎：“纵拘一隅观奇景，千里视通未足疑。”
根据一般的文学原理，古诗创作一方面要源于生活经验。另一方面则要超越生活经验，而后者恰是诗的精华之所在。这就要求我们在鉴赏古诗时，不仅要有根据事实以解释词句的求实态度，更要有超越事实以会通诗心的审美眼光。杨慎在理解《江南春》时，由于片面强调了诗作内容应等同于生活经验。而封闭了自己审美的心灵。
四、结语
清代谭献曾在《复堂词话》中提出“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读者之用心未必不然”的基本鉴赏原理，这当然也适用于古诗的阅读与理解。但读诗者用心的自由性存在一个度的问题，即以不对作者的用心产生误解为前提，否则就会像杨慎误读《江南春》那样，将诗人的匠心视为瑕疵，而将自己的误解当成高论。总之。本文通过对杨慎误读《江南春》的原委进行辨析，得出了一条阅读经验：对古诗进行鉴赏与评价，读者用心的发挥应建立在审题、审体、审美的基础上。